军队干部与行政干部职级对照表

1.正部级

胡春华（1963）中共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孙政才（1963）中共中央委员、吉林省委书记 
周　强（1960）中共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 
张庆伟（1961）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   
苏树林（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1961）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金壮龙（1964）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陆　昊（1967）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曹广晶（1964）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2.副部级

（1）中央部委机关名单

蔡振华（1961）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沈春耀（1960）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景汉朝（1960）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贺  荣（1960）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女）
王  晓（1968）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陈向群（1962）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组织二局局长
丁学东（1960）国务院副秘书长
连维良（1962）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姜志刚（1960）国资委副主任
王保安（1963）财政部副部长
潘　岳（1960）环保部副部长
赵大程（1960）司法部副部长
刘士余（1961）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世炬（1963）总书记、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
姚　刚（196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孙华山（1960）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孙大伟（1963）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党组成员、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干杰（1964）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兼任国家核安全局局长
马军胜（1961）信息产业部党组成员、国家邮政局局长
张晓明（1964）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陈元丰（1962）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王卫民（1965）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韩文秀（1963）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田学斌（1963）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黄守宏（1964）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信长星（196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孙绍骋（1960）民政部副部长
阴和俊（1963）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张亚平（1965）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尹　力（1962）卫生部副部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邹志武（1962）海关总署副署长
夏　勇（1961）国家保密局局长
刘  宁（1962）水利部副部长
李国英（1964）水利部副部长
王  超（1960）商务部副部长
雷鸣山（1961）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工程稽察办公室）副主任
蒋旭光（1960）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
李书磊（1964）中央党校副校长
姚增科（1960）监察部副部长
王伟中（1962）科技部副部长
杜占元（1962）科技部副部长
陈文辉（196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陆彩荣（1963）国家外文局副局长
范继英（1963）全国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女）
李　屹（1960）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甘　霖（1963）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副局长、致公党中央常委（女）
张桃林（1961）农业部副部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名单（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两院） 

吉　林（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鲁　炜（1960）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 
陈　刚（1966）北京市副市长 
程　红（1966）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市委副主委，市工商联会长（女）  
葛剑平（1962）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 

成其圣（1963）天津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尹德明（1964）天津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熊建平（1960）天津市副市长 
任学锋（1965）天津市副市长 
曹小红（1961）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女，回族）　  
陈永川（1964）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沈中阳（1962）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委
 
赵　勇（1963）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委副书记
张　越（1961）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田向利（1963）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女）
黄　荣（1960）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汤　涛（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陈川平（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高建民（1960）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李兆前（1962）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王建明（1962）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乌　兰（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长(女，蒙古族)
李　佳（196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潘逸阳（196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李鹏新（1960）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素毅（196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蒙古族）
曹征海（1960）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刘新乐（1961）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九三学社自治区委主委 （蒙古族）

唐　军（1962）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陈海波（1962）辽宁省沈阳市长
刘政奎（1962）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竺延风（1961）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高广滨（1963）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
张安顺（1965）吉林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
姜治莹（1961）吉林省长春市长

 
刘国中（1962）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张效廉（1964）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韩学键（1961）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
孙　尧（1963）黑龙江省副省长
宋希斌（196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长
孙东生（1964）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黑龙江省主委

丁薛祥（1962）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徐　麟（1963）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党委书记   
艾宝俊（1960）上海市副市长 
沈晓明（1963）上海市副市长 
蔡达峰（1960）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高小玫（1961）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杨卫泽（1962）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黄莉新（1962）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女）
樊金龙（1963）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
王燕文（1960）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女）

葛慧君（1963）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女） 
龚　正（1960）浙江省副省长
陈德荣（1961）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
徐冠巨（1961）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孙金龙（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安徽省委副书记
王  炯（1964）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唐承沛（1964）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树隆（1962）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
吴存荣（1963）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

陈文清（1960）中纪委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
杨　岳（1968）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
张志南（1960）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
洪捷序（1960）福建省副省长，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主委
倪岳峰（1964）福建省副省长
王蒙徽（1960）福建省副省长

王文涛（1964）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
谢　茹（1968）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无党派，女）
李华栋（1960）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孙　伟（1962）山东省委省委常委、副省长
李　群（1962）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高晓兵（1962）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女）
孙守刚（1965）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随莲（1961）山东省副省长、九三学社山东省主委（女）

毛万春（1961）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
毛超峰（1965）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王晓东（1960）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范锐平（1966）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 
唐良智（1960）湖北省武汉市长

郭开朗（1960）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陈肇雄（1961）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张文雄（1962）湖南省委常委、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
何报翔（1963）湖南省副省长
盛茂林（1960）湖南省副省长
杨维刚（1960）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主委

万庆良（1964）广东省广州市委书记
许瑞生（1962）广东省副省长

许  勤（1961）广东省深圳市长

余远辉（1964）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
林念修（1963）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范晓莉（1961）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女)
陈章良（1961）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
蓝天立（1962）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李　彬（1962）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广西主委

李国梁（1964）海南省副省长
李秀领（1962）海南省副省长 
康耀红（1963）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史贻云（1963）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海南省委主委 
王　路（1963）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海南省委主委

翁杰明（1963）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  
吴政隆（1964）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万州区委书记
凌月明（1962）重庆市副市长
钱　锋（1964）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钟　勉（1963）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
李昌平（1961）四川省委常委（藏族）
王  宁（1960）四川省副省长
曲木史哈（1960）四川省副省长（彝族）
甘  霖（1963）四川省副省长
张雨东（1964）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进四川省委主委 
黄润秋（1963）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

陈敏尔（1960）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贵州省委副书记
李  军（1962）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
宋璇涛（1960）贵州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刘晓凯（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贵州省副省长(苗族)

赵  金（1962）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李  培（1961）云南省委常委、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
高　峰（1963）云南省副省长、无党派 

郝　鹏（1960）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公保扎西（1964）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统战部部长（藏族） 
秦宜智（1965）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邓小刚（1967）西藏党委常委、秘书长
罗布顿珠（1960）西藏党委常委、昌都地委书记、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藏族）
董云虎（1962）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董明俊（1962）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丁业现（1960）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景俊海（1960）陕西省副省长  
李进权（1961）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进陕西省委会主委

张晓兰（1965）甘肃省副省长、庆阳市委书记（女）
虞海燕（1961）甘肃省副省长  
张世珍（1963）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甘肃省委主委 

吉狄马加（1961）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彝族）  
王令浚（1965）青海省副省长 
马顺清（1963）青海省副省长（回族）
何  挺（1962）青海省副省长
张建民（1964）青海省副省长

苏德良（1960）宁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徐广国（1964）宁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
傅兴国（1960）宁夏自治区党委常委
姚爱兴（1962）宁夏自治区副主席
屈冬玉（1963）宁夏自治区副主席 

黄　卫（196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哈萨克族，196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 
库热西·买合苏提  （维吾尔族，1960）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国资委党委书记  
尔肯江·吐拉洪    （维吾尔族，196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总工会主席
胡　伟（196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熊选国（196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艾尔肯·吐尼亚孜  （维吾尔族，196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3）军队（副大军区）

刘国治（1960）总装备部副部长，少将
杨学军（1963）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少将
杨  晖（1963）南京军区参谋长，少将  

（4）其他

袁家军（1962）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张国清（1964）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
贺东风（1966）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吕世明（1960）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
杨  杰（1962）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国华（1960）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唐登杰（1964）中国兵器集团公司总经理
谭作钧（1968）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樊友山（1963）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吴　焰（1961）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吴生富（1964）中国一重集团董事长
马正武（1963）中国诚通控股集团董事长
陈吉宁（1964）清华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胡和平（1962）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校务委员会主任
陈雨露（1966）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周祖翼（1965）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易  红（1963）东南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张卫国（1965）西南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怀进鹏（196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孙其信（196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2015年11月7日下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会面握手，之后习近平、马英九先后致辞。

    以下是习近平致辞全文：

尊敬的马英九先生，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两岸领导人见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历史将会记住今天。

曾几何时，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苦铭心的伤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然而，海峡隔不断兄弟亲情，挡不住同胞对家乡故土的思念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同胞亲情的力量终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冲开了两岸封锁的大门。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过去七年，台海局势安定祥和，两岸关系成果丰硕，两岸双方和广大同胞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正因为有了这七年的积累，两岸双方才能迈出今天这历史性的一步。在此，我要向所有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做出贡献的同胞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

两岸双方应该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得到启迪，以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选择。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我希望，两岸双方共同努力，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耀。

瓦窑堡会议的适时召开，有一个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就是人们并不熟知的张浩。张浩又名林育英，1897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林家染铺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仲丹（仲旦）。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需要，又曾先后化名为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陈子贞、李福生（李复生）、李春生、张春山、张春生、林青山（林春山）、林武等。 

 （1942年毛泽东朱德等为张浩抬棺柩）

张浩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曾任八路军129师首任政治委员。尽管张浩不为今天一般读者所熟悉，但在党的历史上不容忽视。在莫斯科期间，张浩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回到延安后，他将有关内容向中共中央传达，推动了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 毛泽东为张浩葬礼执绋）

1942年3月6日凌晨1时4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3月8日，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 张浩烈士纪念馆关于他英雄事迹的介绍）

张浩是唯一得到过毛泽东执绋抬棺礼遇的人。3月9日，中央决定为其举行公祭。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祭礼结束，一万多人自发为张浩送行，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将张浩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后来，毛泽东还为其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

1942年，毛泽东朱德亲自为烈士张浩抬棺，感动了无数人。

 （林彪、林育英“张浩”和毛泽东）

 

 

 

 

           

 这几年，国内一些对历史毫无了解的年轻人动辄喜欢拿毛主席说事，可看看对仇视红色中国的美国是怎么评价毛先生的。

是谁能把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事实上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一位总统他是乔治·华盛顿。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得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他就是中国。他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中国1949年毛先生建立了他领导的红色政权，同时也揭开了中国人觉醒的时代。

1950年我们的可爱的总统大人，他觉得北韩十分不听话，同时他更加厌恶中国新生的红色大国，为了灭绝赤色他决心先打掉北韩从而占领亚洲大陆一端，再谋求最终消灭赤色中国。

随即他调兵遣将，以18国集团为核心，联合国安理会为民意。总计出兵51万3000人。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各型炮火50000门。同时动用了原美国海军第1，2，3，7四只舰队群。以排山形式杀向北韩。

在他看来，这样的现代化的庞大的军群，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当时的苏联也不敢与之交手。然而，他似乎忘记了，那位毛先生的伟大的军事战略胆量。毛在前苏联犹豫迟疑下，悍然单方面出兵抗击美国联军。于是一场惊人的战争就此爆发了。

100万中国士兵，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依靠着火器兵器时代最原始的卡宾枪（冲锋枪），手雷。打败了美国联军。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单独击败了世界力量的先例。但是，中国人也是遭受了525000人的惨烈伤亡换取的。

但是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在被日本军队肆意侵略蹂躏的国家，在几年后，突然间打败了世界上当时的最强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奇迹除了毛先生敢于创造，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美国就这样丢下了113000名阵亡士兵，戴着84000名伤员，以及换回来的45000名被俘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的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前苏联的伟大人物赫鲁晓夫先生，上台来，他觉得中共的毛太不懂得什么叫尊重苏联，竟敢违背他的指令。因此，他发动了一场更加荒谬的战役——中苏珍宝岛战役.苏军以一个远东集团军的一个坦克旅，3个摩托化步兵团，总计约20000人在没有事先警告情况下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

坦克师10个步兵师，3个防空炮师，3个机械化师的全套装备。而中国当时最强的主战坦克T59型也就是前苏联的Tsmarttags" />54A。战斗全重只有36吨。如果与前苏联最新的T62型坦克对比，可以说对方无需开火，使用自身就可以T59撞翻。

他打了！毛先生在接到边防军告警电报后，他做出了最快决定：打！就把他打疼！结果苏联人丢下了约1个团的装备以及成批尸体气恼的回家去了。

赫鲁晓夫接到失败的电报后，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先后撤职了隶属于苏联远东集团军1位元帅（坦克装甲诸兵种元帅），3名大将，四名中将，24名上将，少将。抓捕了远东红旗134师（主力师）营级以上全部军事主管。

在毛先生对外战争历史中，还有一场值得提起，那就是中印边界之战：麦克马红线。

印度为了夺取那块不毛之地，与中国军队公然交手。其实在印度背后有输了韩战无处撒气的华盛顿，有丢了珍宝岛满脸怒火的克里姆林宫。有祈求可以捞足好处的大英帝国，等等。他们几乎出现了从所未有的合作！

苏联低价货款给印度尼赫鲁，装备了7个印度陆军师。华盛顿给了尼赫鲁大批战后物资。英国把自己的那些老式火炮都给了出来。一时间印度成了当时世界2大集团的宠儿。

但是，短短的30天时间，印度军队全军溃败。当时在第2师作战术指挥教导的洛克弗菲希尔准将说：你见过非洲的斑马群奔跑吗？但是他不如印度军队溃逃更加壮观。

8940名印度军人葬身山谷，1370名士兵被俘一名准将被击毙，亚洲第一美国旅：“锡克”旅完了。英国全资资助“廓尔柯”营完了。而毛先生在他的官邸中南海战前就曾说：不管你说印苏联军，还是美印联军，即便是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们打！打出一个真理来。

毛先生的英明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拿回来的土地。消灭了印度联军，打败了美国与苏联的再一次的恐吓，这就是毛先生。

毛先生一贯坚持自力更生，但是也是由于他的如此英明，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工业。制造远程洲际导弹。打造了核潜艇战略部队。

制造了以TU16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型轰炸机)为主的中程核武器空中投射能力。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没有现在改革成就，国家资金薄如薄纸，但是他依旧搞了这些，在今天华盛顿严重难以承受的军事工业，他叫一个贫弱无力的中国从此站起来。

不怕苏联，更加不惧怕我们。在他那个时代，只有那个时代，我们空军在靠近北越领空时候，战斗机就会自动报警，因为那里有中国派驻的34支火炮与导弹防空营。

我们国家：美国！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

他们利用完了毛泽东，然后抛弃他
潘老师

        毛泽东是谁？直到现在，我才搞清楚毛泽东的真实身份——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是民族的灵魂，而不是共产党的领袖。他是属于人民的，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共产党可以变坏，但毛泽东不会；共产党可以抛弃人民，但毛泽东不会；共产党可以搞臭毛泽东，但人民不会；共产党可以抛弃毛泽东，但人民不会。毛泽东不一定始终与共产党连在一起，但一定始终与人民连在一起；人民也不一定始终与共产党连在一起，但一定始终与毛泽东连在一起。

      在中共党史上，共产党不是有过几次抛弃毛泽东的事实吗？但人民却自始至终没有抛弃过毛泽东。今天，共产党已经不要毛泽东了，但人民把毛泽东接回家里，供奉起来。

      我要揭露一个真相，那就是共产党内有人一直在利用毛泽东，在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之后抛弃他。

      是谁在利用完了毛泽东，然后抛弃他？是共产党内的假共产党人。我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是成功的——兼论改革开放的原因和本质》和《新左翼革命运动要注意革命质量》等文章中揭露过这类假共产党人的本质：当他们遭受别人压迫的时候，他们起来造反；但是他们的造反不是为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公平、人类的解放，他们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他们的造反仅仅是为了自己不受别人欺负，是为了自己能在社会斗争中抢占优势地位。他们从一开头跟着毛泽东时就不是真正的同路人。

     在造反成功之后，在战争危险解除之后，这类假共产党人再也用不着紧紧跟随毛泽东的道路，以确保自己在残酷环境中的生命安全、斗争胜利。他们要抢夺革命果实。但全心全意维护人民利益的毛泽东成了他们的障碍，他们一定要搬掉毛泽东。毛泽东不再是他们的领袖，而成了他们的对手。于是他们跟形形色色的敌视毛泽东的分子联合起来，从党内党外，里应外合地展开了对毛泽东明明暗暗的进攻。

      我要揭穿一个弥天大谎：毛泽东的敌人说毛泽东利用人民、将士、红卫兵、知青来达到自己的权力目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是这些居心叵测的坏人利用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将士、红卫兵、知青来达到自己的权力目的。在战争时期，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来保证自己带有个人野心的造反行动能够成功；在文革之际，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抢占革命道义，转移斗争方向，并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自我保全；在1978年之后，他们继续利用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欺骗人民，掩护自己，霸占共产党。现在，他们夺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成果，毛泽东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就要彻底抛开毛泽东。

      他们是忘恩负义、罪恶累累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是这样利用毛泽东的：每一次面临危机之际，他们都要搬出毛泽东，把担子压给毛泽东，把责任推给毛泽东；每一次危机解除之后，他们就想占取毛泽东的功勋，就想抢夺胜利果实，就想搞垮毛泽东。他们不但利用毛泽东本人，还利用毛泽东所深爱的人民。他们在1980年代利用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幼稚，达到了自身抢班夺权复辟变天的目标，然后恩将仇报，强占农民的土地，驱赶工人下岗，砸碎企事业单位知识分子的金饭碗。他们是翻云覆雨、过河拆桥的无耻恶棍。小心了，还受蒙蔽的人们! 赶快醒悟过来，跟随这种毫无良心的恶棍是不会有安全的。

     现在我也彻底明白，毛泽东是孤独的。他为了救国救民而同战友们一起创建共产党，但达到他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的党员并不多；他以巨大的慈悲向人们指引走进幸福乐园的正确之路，但宵小之徒向他射冷箭；他努力提升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但庸俗的小市民们却在他背后指指戳戳。在他漫长而坚韧的革命之旅中，他到底为自己收获了什么？除了人民对他的怀念和爱，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了。就连他一手创建的共产党，今天也要把他赶出家门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壮呵！好在，毛泽东是不求回报的，是不怕寂寞前行的，是不望俗人理解的，是不惧风刀霜剑的。他只完成他的使命，做他应该做的的事情。他给人间留下明灯，让觉悟和将要觉悟的人们高高举起。

     毛泽东是一条汉子，他代表着人间正道。如果他不代表人间正道，我不会为他的命运流泪。他认准了真理，认定了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全然不顾个人得失，全然不惧千难万险，永远不会向邪恶让步，完全没有苟活者的世情俗态，也从没有因为部份人民的愚昧而对他们有所厌弃，总是苦口婆心地加以启发引导。他为此付出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代价。这样的汉子，会让很多小气男人相形见绌之中产生妒恨的。我甚至高度怀疑，他的那些党内对手要把他打倒，到底是出于“路线斗争”呢，还是出于小气男人对优秀男人的妒恨。一群小气男人，在一个优秀男人面前，会感到有很大压力的，贬低或打倒这个优秀男人，也是小气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

      所以，即使不从阶级性而仅从人性角度出发理解，他们利用完了毛泽东然后抛弃他，也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但毛泽东是不可能被抛弃的，只要人间还有人走正道，就一定看到毛泽东。

      善良而苦难的人民啊，高高举起毛泽东的旗帜吧。

       2008、11、4

解读1975年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绝笔诗词
 
《江山靠谁守 · 诉衷情》
 
当年忠贞为国筹，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这首诗是毛主席去世前一年，82岁时写给周总理的。当时，毛主席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周总理也身患癌症，亦在重病中。毛主席已经预感到，革命将发生曲折，他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夙愿将要“付与东流”。他问自己，也问周总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究竟“靠谁守”？这首词，字数虽然不多，但情感真挚，读来沧桑心碎，令人潸然泪下。　　
        毛主席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想当年在革命的火花即将熄灭之时，几乎凭一己之慧挽狂澜于既倒。而今已是江山红遍，为什么竟发出如此悲声？这还是那个在天安门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自信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毛主席吗？2000多年前，汉高祖刘邦关于江山谁守不但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在一统天下的时候做了一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故乡。”刘邦比毛主席高明吗？不可否认刘邦是一代人杰，但与主席相比莹虫与皓月争辉而已！为什么主席英雄暮年，却落个如此心境凄凉呢？　
        在毛主席1959年的七律·到韶山里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59年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同时还要勒紧裤腰带还苏联账。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为什么此时毛主席还能如此豪气冲天呢？原因就在于最后一句，1959年毛主席还乐观的以为是一个遍地英雄的时代，而到1966年主席才彻底悟到自己大错特错了！忽然发现自己的后继者中竟然英雄难觅，红旗将倾的危险不亚于30年前，而此时自己已是英雄迟暮，已无只手回天之力，如何不伤心泪流呢？要守住社会主义的江山只靠猛士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将能闯出一番事业的人称为雄才得话，这世上有三种雄才，一种是英雄，一种是枭雄，另外一种是狗雄。英雄者，心系天下百姓，以百姓的福祉作为道义所在。狗熊者，自私自利，任何时候都是利字当头，甚至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枭雄者，介于二者之间，留名第一，得利第二，二者不可得兼之时舍利取名，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做枭雄的底限。所有国家的人才库里都是由三种人才组成的。不同文化氛围的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比例不同，对于所有的剥削社会来说，人才以枭雄为主；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培养的目标是英雄；对于一些长期被殖民的国家来说，国家培养出来的大部分是狗雄。　
        在所有的剥削社会里，英雄的下场永远只可能是悲剧。当外敌入侵时，国难当头时英雄和枭雄才会连起手来共同对外敌以及卖国投敌的狗雄。当国家安定以后，英雄就会成为枭雄和狗雄联合绞杀的对象。 历史上不乏英雄，但能留下名字的英雄不多，多的是为了号令天下而冒充英雄的枭雄。英雄胸怀天下，气概不凡，但峣峣者易折。真正的枭雄即有英雄的气概，做事又能屈能伸，故通常能笑到最后。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唯一之幸运就是出现了两个能一呼百应的超级英雄。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是毛泽东。孙中山一手创建国民党，可惜事业未竟身先死，辛苦打下的江山也落入宵小之手。国难当头，越来越多人才加入到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队伍。这也使得共产党由弱变强，发展壮大，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人民当家作主成了主人。这些人才中的有不少英雄，但也有不少是枭雄。在动荡的年代里，英雄和枭雄是很难分辨的。建国以后，毛主席错误的以为遍地都是英雄，所以只要建立大民主就可以让人民的江山永固。
        当毛主席放权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周围的很多人都变了面孔，自己被架空，甚至到了连文章公开发表都难的地步。周边的一些人开始拉山头，打击异己了，一些人为了名好大喜功，大跃进、浮夸风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甚至还嫁祸于人。眼见得英雄越来越少，枭雄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毛主席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制度是人定的，一旦有权制定制度的人变了，什么样的民主制度都是空架子。因此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培养英雄的文化环境，才能真正的巩固大民主制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单纯的追求一个方面，最终只能落个镜花水月一场空。幸好毛主席的威望是任何小人都抹煞不了的，所以毛主席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矢志要建立这样一种环境。 这种文化革命是前所未有的，并且留给毛主席的时间不多，战争年代一直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毛主席不得不仓促发动了这场思想革命战争。10年的时间可能是培养了不少英雄，但是主席没有看到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倒是很多枭雄、甚至是狗雄趁机窜到台前，结果怎能令人不失望。　
  

引用

渊李世民 的 毛主席哭文革

《再探文革起因》，《唐由之讲述毛主席的内心世界》 

    文革研究热已经退去了，但在人们心中，并没有留下定论，仍是各执一辞，莫终一是。在这里，有必要再作一次探源。

    1959年，毛曾对蒙哥马利说过，将来两个主席都姓刘，这就是说，刘是全面接班的继任人，而在事隔7年后的文革中，刘却翻身落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真的是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文革来打倒建国的功臣而想取而代之吗？我认为，决不是！一个人是否有野心，一下子是看不出来的，但经过一些时间的观察，一些事件来推断，还是可以看出的。如林彪，毛之所以看出他有野心，就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本来设国家主席一职，并不是什么大事，又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地将它做为一件大事来提呢？原因就是：林虽然是党的副主席，是接班人，但在国务院里仍是副总理，绕不过周总理，要想超过周总理在行政上的职位，就只有当国家主席。所以，作为林彪本人来说，如果不能当上国家主席，就意味着在行政上，仍比周低一级。当毛不同意林当国家主席后，林就企图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用众人之口来压毛，故此，林的野心就暴露了。

    而刘是否有野心呢？如果刘仅是有野心，他比毛年轻，且身体好，是犯不着与毛来争的，反正迟早这个位子是他的，所以说，说刘有野心不确切，也不是导致刘落马的原因。尽管刘在会议上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办法，如在既定的会议程序中，没有同意毛讲话，但这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四清运动中两人的分歧，刘认为四清运动中所表现的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而毛认为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不仅是两人对农村的认识不同的问题，而是党在农村采用什么政策的问题，也就是说，党的农村政策决定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和路线、方针问题，这才是导致刘下台的原因。而文革又并非是要刘下台，而是想通过文革这一形式，让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所反映的是党的路线、方针，也就是说，中国走的是什么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修正主义的道路的大问题。

    在很多网民中，就有过这样一种认为，毛领导的农民革命，最后农民仍然没有得到土地，是毛忽攸了农民。其实，这是一种从低微处看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农业政策的实施，就是要让农民富起来，但怎样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很难的，因为农业不仅是工业的基础，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我们知道，农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获得土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是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就调动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党就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所以，党之所以取得政权，其绝大部份功劳就要归于农民，不仅是农民为革命输送了粮食和兵员，还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正如陈毅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农民之所以甘愿付出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就在于想获得土地。

    然而，获得土地有两种形式，并非象一般农民所想的那样，唯一的所有就是对土地的占有，象土改时那样。其实，还有另一种形式，那就是共有，农业合作社及后来的人民公社，也是一种农民对土地所有的一种形式。只是农民看不到这一点。毛曾说过，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为什么要这样提出来呢？我们学历史就知道，从奴隶制后期开始，土地就开始私有，三家分晋后，私有土地就合法化了，但是，又有哪一家土地所有者能将土地保留到永远而不易手呢？没有，绝对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土地的私有，导致其所有者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在遇到极大的困难时，如天灾人祸，为了救人，就会将土地出卖。这样，土地就易手了，原所有者就成了失地的流民。为了让这些失地农民再次获得土地，就必须来一场革命，这就是历史上多次发生农民起义的原因。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民再次失去土地，那么，就要在政策上加以规范，这就是组织农业合作社。这样做，虽然有些农民会认为吃了亏，不理解，但这是我国农业政策的大方向，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们多做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单个的农业生产决不能满足工业化体系的需要，也不能让农民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要保证所有农民不再失去土地，要保证农业在灾年也能得到丰收，要保证农村的经济巩固而成为工业体系的基础，就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来战船胜各种自然灾害。

    然而，刘没有从应有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农村的的问题，而是从农民的立场上，忽视了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和工业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只是将农民的根本利益局限在眼前的利益上，这就是毛刘在农村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单个的农民的是小生产者，而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是原始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我们建立在社会道义上的追求，但不是整体上的共识，所以，我们不能相信所有人都取财有道，要让所有人都取财有道，就必须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军队向私营企业订购棉纱、棉布、医疗用品等，这本是对这些私有企业的支持，可是这些私有企业主为了能争取到政府的定单，采用非法手段，用行贿的办法获得定购单，再以次充好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导致战士们棉衣穿上身就厚薄不匀，棉被盖上就破洞，更为严重的是医用纱布包在伤口上就化脓，试想，这样的企业主能给国家提供质量有保证的产品吗？国家的工业体系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吗？

    在农村，当时的劳动力充足的家庭对于所分配的土地就感到不满足，而对于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来说，所分配的土地都没有能力耕种，这样，没过几年，获地农民就再次出现了失地的现象，那么，任其下去，新的地主阶级和新的雇农不就会产生吗？那么，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就前功尽弃了吗？农村如此，城市如此，一场资本主义的复辟就用不了多久，在全国实现了。这难道是中国党人革命几十年所需要的结果吗？

    所以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刘之争，就是路线之争，是中国前途之争，也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之争，而不是个人恩怨之争，权力之争。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就号召全党，不要学李自成，并以《甲申三百年祭》为教材，让全党充分认识到，革命不是改朝换代的工具，革命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皇帝轮流做的舞台，党要的是，彻底改变中国的机制，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这才是中国党人的真正历史使命。然而，党的号召尽管在，仍然有些人要学李自成、刘宗敏，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再顾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再继续革命了，而是坐下来当老爷。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妻，然后就是荫子，第三步就是捞利益。毛看到了，刘青山之类在党内还大有人在，决不是个别的，只是还没有走到刘青山那一步，从保护的角度出发，通过教育，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 

    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自以为对革命有功，大贪不敢，小腐不断，网上大量的相关文章就能证明这一点。然而，资产阶级做为以经济为表象的形式是不存在了，但其思想意识还在，特别是过去对革命有功的人的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刘亚楼争大将就是一种表现，这些人可能是贫下中农出身，是工人出身，但其意识里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一旦有权后，就会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做出资产阶级要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如在农村搞三自一包，在城市搞自由经济。而这些自由经济为了能得到发展和保护，必然要寻找其政策的保护伞，用金钱开路去寻找政府中的代理人，而持有发展资本主义意识的政策官员，也就会积极地寻找权力寻租人。故此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是有依据的，决不是无中生有。几十年后的现实告诉了我们，毛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毛刘之分歧的出现，导致了毛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四清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后，毛感到，单纯地靠干部做工作是行不通了，这就只能靠群众运动来达到目的了，正如寺庙里的和尚，虽然也穿上了袈裟，但并不都是佛一样。要使和尚成为佛，就要让和尚们公开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信徒们看看，要想党员、政府官员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将党员干部放在人民大众的眼皮下，接受人民的监督，文革就是一种较好的形式。

    为此，文革就产生了。

    1、文革是政治局一致同意开展的。思想上没有任何分歧。由当时的第五位人物彭真任组长。运动由文艺界开始。社会上以破四旧、立四新，改革封、资、修统治舞台的局面。

    2、彭由于领导不力及一些问题，政治局由刘主持会议，罢了彭的官；一致决定由刘挂帅，邓协助领导文革运动。刘开始在学校开刀，用57年反右的方法，向北京各大院校派了工作组，各省市也向院校派了工作组，56天抓了大批学生和教职员工，企、事业单位也抓了一些有一般政历问题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引起反工作组告状潮，

    3、毛回北京后，支持了受压的学生，毛、刘发生了分歧，闹到8届11中全会上，重新组织了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调整了政治局的座位，刘由2位调为第6位，邓的座位没动。发表了决定，即16条。后来的发展是难于预料的。

    1975年7月23日晚唐由之教授给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手术结束时已经是7月24日凌晨，主席进卧室休息去了，唐由之就守在主席卧室的门外。刚过了一个小时，主席突然醒了，并为唐由之写下了一首诗。

    唐由之：看见主席醒了，嘴里边还说着些什么，我听不懂就问他，“主席您哪儿不舒服啊？”主席说，“叫张玉凤拿一支笔、一张纸过来。”

    我当时还以为他要写自己眼睛的情况呢，而他提笔写的是一首诗，诗中写道，“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因为我的名字叫唐由之，这一首诗里边有由之，所以他念了这一首诗。下面一句是，“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告诉我，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杨杏佛是进步人士，后来被国民党暗杀了。我的名字叫由之，因此他联想到这个。我说“主席，送给我吧。”主席说“好，我给你签一个字。”

    签完字，他还叫张玉凤到书架上拿来鲁迅的原作给我看，书放在哪个书架上，是第几章，他记得很清楚，张玉凤一下子就翻到了这首诗。我当时心里暗暗说，主席的记忆这么好，真了不起。

    毛泽东在这位为他重新带来光明的眼科大夫面前，有过一次激烈的情绪爆发。那是白内障术后不久，很快毛泽东能够自己看文件看书了。有一天，唐由之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听到他大哭起来。

    唐由之：在我陪在他身边的日子里，一直看到他很平和的，连脾气都没怎么发过，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这一次他老人家哭得老泪纵横，非常凄凉。我在一旁手足无措，急得自己也想哭，我知道，因为他刚动完手术，眼睛不能哭，一哭眼睛要坏的。主席哭了大约一刻钟，稍微平静下来。叫我过去，看他手里的书，我看到那是一首南宋词人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第二天，毛主席便把这首词的复印件送给了我。

    我对主席说要保存起来做纪念，毛主席答应了，并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使毛主席痛哭的这首词是南宋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与辛弃疾为挚友，是一位爱国志士。这首词的全文是：“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毛主席把这首词交给唐由之，明白表述了自己痛楚之所在，在于忧红色江山之存亡。他之所以痛哭，不为私事，是为人民江山。毛主席的痛心，是实在的。这个痛定思痛的心，一直延续到他停止了呼吸。

    1976年上半年，周恩来还未去世时，毛主席向周恩来交了心。他寄了一首词 《诉衷情》：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付东流?

      习近平：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不是割裂对立的

来源:央视国际    发布:2013-01-05    时长:06:08

内容提要：毛泽东作为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创造者，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的真实用意。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在作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朴实深刻地道出了否定毛泽东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来源：光明日报 2013年5月7日

原标题：“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这一命题直接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凝聚统一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必须从政治高度深入认识其重大意义。

一、“两个不能否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八大对全党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实现这一要求，必须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如何认识二者关系，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节性难点。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在全面回顾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鲜明地提出防止割裂二者关系的“两个否定”倾向，确定了“两个不能否定”重要原则。“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求我们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坚守住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成果和成就。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起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充分论述和高度评价了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对当代中国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具有奠基意义的两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其基础和源头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

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倾向和观点，不仅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也必然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是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根本成果。否定了这一时期，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就会得出我们压根不应该搞社会主义，甚至不应该搞革命的结论，那就谈不上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

“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前那种僵化的观点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用僵化的观点看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必然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一代不如一代”，什么都是过去的好，甚至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

总之，“两个不能否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在中国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搞改革开放的问题。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否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不能否定”的要求，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历史认识上的表现。

二、“两个不能否定”进一步明确了维护党的历史、巩固党执政根基的重点问题

坚持“两个不能否定”，维护党的历史，涉及的问题很多，必须有针对性地抓住重点难点。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正确认识党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党历来不回避这一时期发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和错误，也历来不忌讳批评。但应该看到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失误、错误，是历史长河中的片段和支流，不能把这些错误与整个时期等同起来。即使在“大跃进”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也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取得了巨大成就。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

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党从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过渡。世界很多国家在探索自身道路的过程中，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我们要建立从根本上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较之以前的历次革命都要深刻而艰巨，要求我们党从一开始就不犯任何错误，不经历失败和挫折，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29年的艰辛探索，党终于找到了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这样的历史转变和过渡，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改革开放前党的全部历史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党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毛泽东作为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创造者，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的真实用意。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在作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朴实深刻地道出了否定毛泽东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是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借以攻击党的重要方向。党历来不回避这些矛盾和问题，实际上，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许多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直接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我国发展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发展在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时间，西方国家在二三百年发展中渐次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几十年的时间里可能集中出现。同时，我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规模是任何西方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也是矛盾和问题可能较多的重要原因。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并没有出现一些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矛盾、问题那么突出和尖锐的情况，也远比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矛盾和问题解决得好。这些都说明，我们党作为社会最先进的力量，是能够领导并不断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我国的制度体制从总体上是与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决不能以出现矛盾和问题为由否定改革开放、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总之，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评价、对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评价，不仅是党的历史的焦点，也是现实政治的风向标。对其中任何一项的动摇和忽视，都势必给党的执政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决不能让某些敌对势力在党和国家的根基上构筑“蚁穴”、打开缺口。

三、“两个不能否定”是进一步统一对党的历史的认知，把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基础

总结历史，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党推动事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两个不能否定”的提出，对于统一对党的历史的认知，把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更好地开辟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又是党90多年特别是党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对党的历史的认同，就不可能达到对党指明的前进方向的认同；没有对党的历史的共识，就不可能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活生生现实的共识；没有对党的历史的自信，也不可能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两个不能否定”的根本要求，是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上来。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主要体现在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两个不能否定”与党的这些基本文献的精神是一致的，是这些文献精神的简洁概括，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继承党的事业、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的鲜明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就是坚持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把对党的历史的认知统一到“两个不能否定”上来，也就是统一到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上来。“两个不能否定”实际上提出了党员干部在重大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基本政治纪律要求。

总之，习近平同志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符合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要求，更是站在政治、现实高度思考解决历史问题得出的科学论断。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

      习近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并非彼此割裂 更不对立

      【习近平：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精神】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说，全党同志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精神，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习近平：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习近平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问题。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习近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反之亦然】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习近平：党的十八大精神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说，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习近平：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习近平说，衡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奋不顾身。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与此格格不入。

习近平拨乱反正，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后历史并相互否定

精细管理工程创始人刘先明

2013年1月5日

        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看到习近平上述讲法后，想到本人曾撰写、发布过的有关文革的三篇文章。
        一、2006年12月10日，我在《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和评价文革》一文里写道：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03185.shtml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因是正确的!文革实施的过程和结果有偏离毛主席动因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全盘否定文革是不妥当的，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和评价文革。
       1、文革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文革，是全党的文革，是全国人民的文革！如果说有错误，那也是毛主席为了人民、领导人民犯了一个伟大的错误，或者说是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犯的一个波及全国范围的大错误。
       2、文革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是一段不能抹去的岁月，而且是难忘的岁月！或者也可说是一段充满激情或充斥疯狂的岁月。
       3、文革对一些家庭和个人带来过痛苦甚至磨难，也因为扩大化伤及无辜，甚至伤亡了一些人，这些执行过程的错误是存在的，也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在文革期间，也的确是狠狠打击了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坏人和犯罪分子！那时的社会治安状况不亚于当今的社会治安，老百姓睡觉不用关门，也能睡塌实觉。
       4、文革期间，有些优良的传统文化的确遭受了冲击、伤害，但是，的确是有很多腐朽、没落的文化遭到重创和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也涌现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文艺好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讲，那时的社会主义文艺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5、文革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没有停滞，创造了很多新纪元式的成就，产生了很多历史的奇迹！但在局部领域和地区里也的确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假、大、空的现象，有些做法也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
       二、2006年12月19日，我在《扭曲的房地产业与文革的负面影响之类比》一文里指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house/1/265838.shtml
       如果说文革是“十年浩劫”，那么，是谁在“浩劫”呢？从老百姓身上劫走的又是什么呢？“浩劫”的主体是“四人帮”吗？是“造反派”吗？他们“浩劫”了全国人民创造的财富了吗？如果他们胆敢把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劫到自己家里去，那个时候，门也没有！
       文革是存在过无政府主义的现象的，但那时不管哪一路的“造反派”都还听中央的，中央一声令下，不管哪一路“造反派”，都不敢与中央对抗，而且，每路“造反派”的成员大多数是来自老百姓家里的，都是不敢与人民为敌、欺压老百姓的。可是看看现在的扭曲的房地产业，中央调控房价、期望能影响或指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号令一个接着一个，但是都成了废纸，你调你的，我涨我的，而且是离中央最近的北京市涨得最凶、最离谱，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现象。
      三、2012年3月14日，针对某人有关改革、文革的讲法，本人撰写、发布了一篇持不同看法的文章，文中写道：
http://liuxianming.blogchina.com/1253452.html
       一、如果说到“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文革”实际上就是一次毛主席发动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直接涉及或冲击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如果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是把当前要攻坚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文革”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对立起来的讲法，这是不正确的。
       三、如果说“文革”是历史的悲剧，如果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倡导者、设计者，在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谈“文革”，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倡导者、设计者，应该首先反思“文革”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在方向或方案、方法上出了什么样的错，为什么会出错；然后，再优化设计当前要攻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方案、方法，以避免当前要攻坚的政治体制改革再出类似“文革”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曾在方向或方案、方法上出过的错。
       四、如果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倡导者、设计者，认识不到“文革”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认识不到“文革”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在方向或方案、方法上出的错，当前要攻坚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想获得成功，那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五、“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不是“经济发展”必然的伴随物；在中国，在经济的发展中，之所以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其中，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过去一些领域的改革，在方向或方案、方法上存在错误或偏差、不完善。
       六、对于“文革”，我们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不宜全面否定“文革”。在“文革”期间，中国并非一无是处，有些方面是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有些方面是比现在要好许多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文革”的错误，还要客观地看到“文革”与粉碎“四人帮”以后实行的改革之间的联系，即：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改革的机会，也就没有后来改革的对象和基础。
结合本人在上述三篇文章里对文革的认识，我认为，习近平1月5日对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割裂、不能相互否定的讲法，具有拨乱反正的功效，是对过去一些人企图割裂“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企图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有力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