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邓小平：《我的自述》

《我的自述》

邓小平

9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曰至七月五曰，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於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於“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於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於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叁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麽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於党和人民，对於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於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叁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於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於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2013-11-17 11:35:43|  分类： 乱评杂谈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评“三项指示为纲”

梁　效　　任　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干什么的？就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全国亿万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但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大表 "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１９７４年底，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评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这就更加引起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恐惧。他们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深入进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非常反感。因此，就迫不及待地拋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了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纲只能有一个，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分析了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１３年后，毛主席又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每当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总是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列宁说："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以" 三项指示为纲"，恰恰是妄图抹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谈三项指示"互相联系，不能分割"，"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句"，说得振振有词，似乎很全面，其实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鬼把戏。他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经他们这样一摆，安定和不安定、团结和不团结的矛盾，还有科研落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矛盾，等等，统统成了主要矛盾。他们就是这样用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手法，淹没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黑格尔说过，折中主义一类诡辩是"思想的阴谋诡计"。这种手法并不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发明，而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惯伎。抓住了次要的东西，"忽视了主要的东西"， "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就鼓吹"各阶级间的亲密合作"，宣扬阶级投降主义。１９５７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公然声称"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 "，"我们过去专政多了，以后可以放宽些"。１９５８年，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他又极力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什么现阶段"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多次批判和斗争，就包括着对参与制定和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但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今，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谬论的翻版。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明明是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看不见阶级矛盾了。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今天，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在，资产阶级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和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都还在，小生产仍然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些明摆着的事实，难道都看不见了吗？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一次又一次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列宁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这个时期"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没有阶级斗争？" 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来都是骗人的。刘少奇和林彪都讲阶级斗争熄灭，他们自己就根本没有熄灭。刘少奇围剿革命派，保护他那一小撮叛徒、死党。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哪里是什么熄灭？现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施放烟幕，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实行反攻倒算。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它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吗？现在人们明白了：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人，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采取了一个很有欺骗性的、容易使人丧失警惕的手法。他们讲的三项指示，看起来都是毛主席的话，但由于纳入了那个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之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就完全被阉割了。　　列宁说过："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德国拉萨尔分子曾多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加以歪曲，把他们纳入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之中。例如，他们抄了国际章程中"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的话，添上几个字，改成 "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这一引一添，就掩盖了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资料的垄断，维护了普鲁士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对此，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叛徒考茨基，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词句，抽掉具体的历史条件，"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中一再出现的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一切革命同志的警惕。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三项指示"的第一条，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哪里还谈得上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位？正当群众性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大刮"业务台风 "、"经济台风"，妄图把学习运动刮掉。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这个"主要矛盾"，那个 "主要危险"，唯独不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谈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甚至反对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荒谬地说"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横加指责，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削弱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非常害怕，唯恐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极力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对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他们也百般抵制，说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否认有现代的宋江，反对批判投降派。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头上讲安定团结，实际上破坏安定团结。我们指的安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安定；我们指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他们却一方面借落实政策为名，"请隐士"，"举逸民"，提出特别要依靠和重用那些"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也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二要算账的走资派；另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排斥和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和新干部，对抗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他们别有用心地攻击年轻的领导干部是 "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叫嚷什么青年干部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上来"。按照这种"台阶"论，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大批青年领导干部和新生力量岂不是统统都得下台，都得被打下去吗？这是公开露骨地破坏毛主席倡导的老、中、青三结合。他们还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挑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充分说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但是，在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代化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炮制"三项指示为纲" 的人，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讲党的基本路线，却一个劲地鼓吹唯生产力论，大讲一切为了现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么路都可以。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认为走什么路都可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一套不行了，只有他那一套才灵。他们攻击党的领导"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主张恢复专家治厂、专家治所。他们不赞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不搞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怎么能调动积极性？他们反对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实际上还是要搞"管、卡、压"。他们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只有乞求外国，才能改变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如果按照他们修正主义那一套搞下去，路线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就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倒退为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就会恢复起来，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遭到破坏。这样，要就是生产搞不上去，要就是暂时搞上去还得垮下来，要就是搞出个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无论哪种情况，都会破坏生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的现代化，究竟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究竟要把我们国家"化"到哪里去，这不是很清楚吗？《红楼梦》里有句话："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发展生产喊得震天价响，实际上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把人们拉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我们要批判他们的唯生产力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这场斗争告诉人们，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和特点。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呢？当然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些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那些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的利益。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是乐意参加的，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自己不愿意革命，而且反对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党内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有很大的权力，所以搞起修正主义来是很凶的，很快的，是最危险的。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研究和认识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他们活动的规律，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掌握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拋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善于识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警惕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花招，防止他们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的阴谋。要执行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团结９５％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９日）

2013-11-17 11:36:16|  分类： 历史真相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毛泽东　　

（1975年10月─1976年1月）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苏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