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古今-342】国家前副总理陈永贵是今天某些官员的噩梦
01.前国家副总理陈永贵
02.1973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03.毛主席在北京接见陈永贵。
04.1964年，毛主席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接见农民代表陈永贵和科学界代表钱学森。
05.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接见农民代表陈永贵和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
06.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与陈永贵、董加耕握手。
07.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宴请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石山村一个贫农家庭，1948年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陈永贵在文革后基本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人知道他的就更少了，前段时间有好几个人问我陈永贵是谁，其中还有一个是70后。陈永贵作为一个农村干部，在毛泽东时代是火得不得了的人物。以当时传媒的技术水平，在没有电视和互联网的条件下，能作到妇孺皆知，至少是件花了很大力气宣传的事。而且，按照现在传媒的眼光看来，陈永贵这个名字就土得不行，而且他的长相也不好看，一脸褶子，手指因为强劳动而不能扭曲，夹不住香烟。他能够成为一个大众偶像、传媒明星，当然是那个时代的特色造就的。
其实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大众偶像，基本都是这种风格的人物。雷锋长得也不帅，个子还很矮；铁人王进喜也不好看；大寨的另一个偶像——铁姑娘郭凤莲，是抡大锤出身的，那个身量肯定也不符合现代美女的标准。
跑题了，还是谈陈永贵。陈永贵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他是个很本分的人，由一个讨饭吃的农民成为正宗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也没什么可抱怨可追求的了。而且他当了副总理之后，还坚持不拿工资，仍旧在大寨计工分，这点也说明了他还是只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可以说，他确实是个没有野心的人，至少跟后来说的那些著名野心家不一样。然而，在文革被全盘否定之后，即便这样一个人，还是被主流舆论给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了，譬如某些媒体长年诋毁大寨是陈永贵造假的政绩工程。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对陈永贵去世后的遭遇，按照我的推断，主要是因为陈永贵的历史存在，几乎让今天主流所有的官员干部都很没有面子。陈永贵一辈子都认为体力劳动才是劳动，直到死才勉强认可坐办公室也是劳动。他在当大寨公社书记、昔阳县委书记期间，坚持三不准：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开会；不准在劳动时间找人谈话。干部必须跟群众一样劳动才能挣得工分；而干部的行政管理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完成。这一点甚至比列宁的作法还要厉害：列宁只是要求干部每周要义务劳动，而陈永贵是调过来，主业是劳动，义务才是办公。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是让人难以想象和接受的。但是，陈永贵这个人做到了，而且在他的带动下，大寨的干部，昔阳的干部都做到了。大寨的会计，一年出满工居然有350个工分，大寨也由一个只有80户人家，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逃荒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达到并超过江南农村收入水平的地方。这大概也就是后来说的史无前例。
按照当官就是作人上人的中国古老传统，陈永贵的思想和行动，实在是所有当官的噩梦。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这样一个人，居然被主流媒体卖力宣传，而且作为标志，居然被提拔成了国家领导人。意思就是，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才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应该象陈永贵学习，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应该以陈永贵的标准来要求官员，这一点，实在让大批大批的干部们痛心疾首，天哪，三不准。
1975年，中央在大寨开了一次很大的会，邓小平莅临参加了，江青也参加了。演员出身的江青骑着毛驴转了虎头山，还拿白毛巾包着头，真心实力的拿铲子铲土种树。而邓小平则只在会场出现，再没在大寨其他地方转悠。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陈永贵就下课了，以陈永贵为标志的干部标准，从此被取消，并且再也没有被提倡过。大家都忘了曾经有个叫陈永贵的农民，大家慢慢以为当官的本来就应该是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享受在前、吃苦在后。陈永贵从人们视野中的消失，可以让官老爷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知道，前几天社会调查说公务员是社会压力最大的群体。所以，他们要告别陈永贵、忘记陈永贵、消灭陈永贵。
可这个本分而倔强的农民大叔却如同野草，已经扎根在了民间，时不时，总能让人们想起，譬如我。陈永贵无疑也是一位善于教育人，善于培养干部的好干部，好老师。
陈永贵在大寨这个小村庄工作时，就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气质和风度，别看他总是土里土气，但土出智慧，土出精神，土出财富。他有很多名言，其中有一句话完全可以体现他的政治主张：“集体经济家大业大，管理制度必须赶上。”
这句话含有深刻的毛泽东思想。你不信的话，我们看看毛泽东怎么说的。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就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陈永贵就是一个人，正如作家赵树理讲的“陈永贵没一处讲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
陈永贵对制度有自己独特的觉悟，他认为：“制度是人定的，又是靠人来执行的。只能让人掌握制度，不能让制度卡人；制度只能卡君子，不能卡小人，再好的制度也免不了觉悟不高的人从中钻空子。所以，定制度，首先定思想。不要只抓思想不管制度，或者只抓制度不管思想。不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弄成两张皮。”而在实践中制定制度以及执行制度，主要由干部起作用，群众起监督作用。因此，没有好干部，制度就成了空话，集体经济也就没有保障。所以，陈永贵在干部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位农民政治家的干部观点。
关于干部的基本要求：“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干部迈什么步，群众就走什么路。”
关于干部形象：“不参加劳动生产的干部，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不是好干部。”“不自私，不特殊，不忘记劳动才是群众信得过的干部。”
关于干群关系：“要让群众把干部看成劳动者，既是干部，也是群众，咱干部可不能让群众养活。”“干部一离开集体生产劳动，就和社员隔了一层皮，眼睛不亮了，鼻子不通了，什么看不倒、嗅不到了，也就根本谈不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庄稼离了水就要枯死，干部脱离群众就要孤立。”“只有和群众把心想在一起，把汗流在一起，群众才和你坐在一条凳子上，说实话，办实事，相依为命。”
陈永贵的一些富有哲理的话：人的思想好比厨师的刀，要经常用，经常磨。人的思想好了，山可以低头，谁可以让路，地可以变好，产量可以变高，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要学习先进单位的好经验，不断充实自己。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喊破了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打铁先得本身硬，革命先革自己命。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哪有甜。思想解放了，山能搬，海能填；思想不解放，落点树叶怕砸头，拾根针也怕扎手。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技术，就没有新产量。要想产量翻番，先得思想翻番。思想思想，天天在想。
陈永贵和大寨农民所创造的治山改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为中国农业发展树立了典范。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在互助合作化之后，大寨人直接面临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造田的一条道。
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大寨人开始了在荒山野岭上打石筑坝、填土造田、整平土地的壮举。修筑的梯田一次次被洪水冲垮，但是大寨人毫不灰心、屈服，又一次次地重新修起来。不分冬寒夏暑，全村男女劳力齐上阵，硬是靠人力把荒山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大寨田”。先治坡、又治窝，经过了几年的奋斗，终于使大寨发生了变化。1962年粮食亩产就由1952年237斤增加到774斤。就是受灾的1963年，仍达到704斤，不仅不要国家的救济，而且全大队还卖给国家24万斤粮食。大寨在解决本大队吃粮问题的同时，从1952年至1963年11年间共向国家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平均每年每户交售7000斤。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奉献！正如1963年11月《人民日报》在刊登的长篇通讯中所说：“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但红旗不倒。”
到六十年代末，大寨共整修良田800多亩，植树造林1000多亩，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修盘山水渠28华里。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能灌能排，旱涝保收，灌溉面积达400多亩。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六十个劳动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其中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大寨的创业道路体现了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一发现就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把大寨的经验推向全国。
“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广大干部群众齐上阵，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为主、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的群众战争。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荒凉脊薄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很不规整。这就造成绝大部分耕地不能灌溉，当然也不能使用机械耕作。下雨时，水往低处流，出现高处旱、洼地涝，这就造成在正常雨量下也有旱、涝灾害发生的原因。好年景产量不过三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削高填洼，将每一片土地整平、把原来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耕地全部改造成了规则、水平、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库、建扬水站、修灌溉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建全了水利排灌系统等农田基本建设设施。这样不仅使耕地能够水浇，而且使雨水能够均匀地渗入地下、不能流失，大大避免了旱灾和涝灾。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和良种化，否则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目前这样到处畦田纵横、灌溉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70%
。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治盐碱任务。全国修建水库达到八万多座，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万公里，修配套机井220万眼，数量增长了935.89%
。又由于支农工业的发展，到七十年代末农村机械化程度开始提高，农村用电开始普及，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脱粒机、粉碎机等机械和动力设备都进入广大农村，化肥也开始大量使用，一些科技良种普遍推广。使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条件大大改变。
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70%
。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治盐碱任务。全国修建水库达到八万多座，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万公里，修配套机井220万眼，数量增长了935.89%
。又由于支农工业的发展，到七十年代末农村机械化程度开始提高，农村用电开始普及，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脱粒机、粉碎机等机械和动力设备都进入广大农村，化肥也开始大量使用，一些科技良种普遍推广。使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条件大大改变。
“农业学大寨运动”带来的显著成果，就是粮食和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都是持续增长，再无出现过减产、滑坡状况。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仅从1965年至1978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到684斤，这不仅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比改革以后的2003年(人均670斤)还高！1979年全国猪牛羊肉产量10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266.59%
。这说明到七十年代末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就已经解决，绝大多数人实现了温饱，从总体上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粮食生产发展变化之大，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从未有过，是一种真正的奇迹！
因此说，“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的变化，完全称得上是一场革命！没有那场农业升级改造的运动，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农业！中国人不能忘记：目前遍布广大农村、成为子孙后代铁饭碗的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本来是以“大寨田”命名的！都是与陈永贵的功绩联系在一起的！
来大寨参观的人里面，不仅有中国人，还有许多外国人。有各国的国家军政要员，还有一些艺术家、科学家、新闻记者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们。据统计，从60年代以来，到大寨参观访问的外宾有2288批，25000人，他们来自五大洲的134个国家。其中包括2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其他著名外籍人士还有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美国友好人士威廉·韩丁、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他们有些人在大寨还留下了十分有趣的故事。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是到大寨访问的最高级别的外国客人之一。1973年4月23日，他由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陪同来到大寨。大寨人以锣鼓、乐曲、歌舞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气氛十分友好，埃切维里亚说他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埃切维里亚兴致勃勃地登上虎头山，观看了层层梯田和引水上山工程，俯瞰了大寨新村的全貌。陈永贵边走边向客人介绍大寨人劈山填沟、修建大块平地和兴修水利的情况。墨西哥的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生产水平也比较先进，大寨人的一些具体做法对他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大寨人在艰苦贫困的条件下不向命运低头，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仍令海天相隔的客人深受感动。埃切维里亚说：“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们修建了伟大的工程。”墨西哥客人还赞扬说，大寨人民的劳动精神是中国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令总统先生感兴趣的还有大寨的“海绵田”。他说：“陈永贵的有机农业战略，对我们很有启示。”
墨西哥客人走进陈永贵家，陈永贵的4岁小儿子陈明亮拿起炒玉米花请客人品尝。埃切维里亚十分高兴地把他抱在怀里。在宋立英家里，总统夫人热情地拥抱着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的宋立英的女儿，说：“我们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也在培养妇女干部，像你一样工作。”那天中午，陈永贵设宴招待埃切维里亚，桌上摆着的都是中国北方的传统食品。陈永贵向客人敬了酒，对总统和夫人及其他墨西哥客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和深切感谢。埃切维里亚的夫人也在宴会上祝酒，向大寨妇女转达墨西哥妇女热情友好的问候。她说，我们尊重大寨妇女的劳动，我们需要理解，男人能做到的事，妇女也能够做到。墨西哥全国财政公司副主任普恩特在宴会上宣读了一批墨西哥青年农民请埃切维里亚总统带给大寨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墨西哥农民希望同中国农民加强友谊的诚挚愿望。墨西哥查帕斯州州长贝拉斯科向大寨赠送了礼品，那是一个印第安农民的木雕像。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永贵也向客人回赠了礼品，那是一些大寨人种植的玉米、谷子和核桃、红枣。
美国人韩丁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情谊，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世家”，他本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韩丁曾到过我国的昆明、重庆；40年代土地改革时在山西长治地区的潞城县张庄体验生活，写出了著名作品《翻身》。他的女儿卡玛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的妹妹寒春、妹夫阳早长期在中国工作，他的外甥阳和平也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所有这一大家人都曾长期住在大寨。他们同大寨结缘，其牵线人就是周恩来。那是1971年，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韩丁携妻子、母亲、妹妹、妹夫等假道加拿大、法国来到北京。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亲切会见了他们。周恩来对他说：“大寨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农村的典型。你如果有志于研究探讨中国的农业，就应该到那里看一下。”于是那年7月底，韩丁首次来到大寨。
韩丁与陈永贵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是科学种田。韩丁向陈永贵了解“海绵田”，热情称赞大寨多年实行的秸秆还田。他对陈永贵说：“中国现在还很落后，但只要有大寨的奋斗精神，加上科学化和机械化，中国的农业完全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当然，韩丁和陈永贵都是直性子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也会有分歧。韩丁说美国的免耕法好处多，建议大寨也这样搞。陈永贵却强调“三深法”的作用，说：“我们一口人才两亩地，就得在深字上做文章。”两个人甚至因此抬起扛来。陈永贵说：“老韩，你那一套我用不上，我只能用我的三深法，你用你的免耕法。”韩丁则用徐缓的口气说：“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还得靠三深法，等将来实现了机械化可以实行免耕法。”
这还不算，韩丁的母亲80多岁了，还从美国带着一个青年参观团来到大寨。这个参观团还不是参观几天就走，而是像中国的干部下农村那样实行“革命化”，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人们估计这可能是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寒春、阳早的主意。既然是搞“三同”，就不能住在大寨的国际旅行社，也不能在旅行社吃饭了。大寨人看来也很宠着他们，真的就在村里给他们找了几间房子，又从旅行社给他们派了一名厨师。于是，他们就实行起“三同”来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三同”，不过是一种带点刺激性的游戏罢了。这些美国的年轻人，大概大手大脚习惯了，吃饭的时候边吃边丢，用美国人的观点看这可能很正常，但在大寨人眼里这种行为说轻点是浪费，说严重了就是犯罪。而且他们吃完饭也不收拾干净了，经常是杯盘狼藉，一副美国现代青年的派头。这件事反映到了大寨党支部，如果是中国年轻人这样干的话，那可以有许多办法对付，但麻烦的是，他们都是美国人，而且是美国友好人士韩丁请来的客人，这就比较伤脑筋了。倒是陈永贵点子多，他把这些美国年轻人包括韩丁一家人都请到了大寨会议室，还把驻大寨村的记者和农学家们也都请了来。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明里是批评大寨村的某些人，实际是要教育这些大手大脚的美国人。会议一开始，陈永贵坐在讲台前，让两个社员挑进两担谷穗。陈永贵让挑担进来的社员把筐子举起来给大家看看清楚。筐子不大，装得也不满，两担大概有20公斤谷穗。陈永贵说，这两担谷穗是今天在一片收割过的地里拾来的，是由某某人领导的一班人收的。他们这样不负责任，一小片地就丢这么多粮食，全大寨要丢多少？这个事大家得讨论讨论，旧社会贫下中农没有粮食吃，吃糠咽菜，有这么些粮食，要救活多少贫下中农？
陈永贵讲完了，贾进财首先站起来“忆苦思甜”，即回忆旧社会生活之苦，想新社会生活之甜。贾进财说，旧社会许多穷人没有饭吃，饿死病死，他自己从小就是给人当小长工，给人放牛，是吃糠吃野菜长大的。继贾进财之后，还有许多老贫农也起来忆苦思甜，主要是忆旧社会之苦。在那片地里割谷的年轻社员也站起来作了检讨。
这整个过程本来就是要给美国人看的。会议进行中，寒春等几个中国通，就开始轻声给那些美国青年翻译。会散了，他们回到住地，寒春、阳早连夜组织他们结合几天来生活、劳动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据说这一着还挺顶用的，第二天饭桌上就干净了许多。
1978年金秋时节，韩丁应陈永贵之邀在大寨礼堂演讲。当地群众、附近村民和县城各界人士都来听他的这场充满异国情调的演说。韩丁用比较生硬的中国普通话将中国的农业和美国的农业做了一番比较，讲他自己在美国经营的农场，讲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的专门服务体系，也讲美国社会的高消费。他所传递的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给了太行山区的听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