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教授，你说错了——谈谈我对“文革”的再认识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哲学思辩、
——对“文革”的再认识
齐奋举
(谨以此文献给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二周年暨“文革”五十周年)
前言：这篇拙文已动笔一个多月了，自九月份开始断断续续在微信上写一些，进入十一月份开始系统整理。就在快成稿的时候，从微信上看到于幼军教授十月九日在中山大学作关于“文革”学术报告的报道。报道简要地介绍了他首课的观点，我看后写篇短文发在微信上。现附此，算是前言吧。
于教授，你说错了
首先，我为你弃官场从学问表示赞赏。其次，我要对你说的是做学问与做官可能会有区别，在充斥封资修时代做官可以唯上唯书说违心的话;做学问则大可不必(但如真想与做官那样也大有人在)，需要的是讲究客观，追求事实，探寻真理。说实话，你敢于在庙堂大人歇斯底里声讨“文革余孽”的大气候下研究“文革”，我还是挺佩服你的。其三，我认为你首课报告中所讲的观点错了，本着做学问要能平等讨论、求实求真的精神，冒昧指出。不妥之处，敬请谅解。请看你所讲的几个论点：
第一，你对中山大学学子们说：“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请问你接受了谁交给你的任务?是中山大学交给你的学术课题研究任务，还是某个官方(比如党中央，团中央、高教部或者是哪个官僚买办机构)交给你的政治任务?或者是你自己给自己下的任务?要向大家说清楚。要知道，现在你是面对大学学子的学术报告，不是昔日你做官时向下级下命令或作指示，一个“让”字未免有些“专制”“独裁”了。再说，大学生们已经有辨别是非和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了，他们是否“自觉”地拒绝或接受“文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学术报告只为探寻真理，不做出“让”别人干什么的指令。
第二，你说按照一九八二年(实为一九八一年)中央的决议，得出文革是“错误理论，荒唐实践”。这句话有两错：一是违反了做学问不唯上不唯书的原则和素养，你又当作你做官时贯彻中央文件了;二是你口气太大了。就是贯彻中央文件，那么中共九大决议和党章、中共十大周总理作的《政治报告》及决议和党章、全国四届人大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决议及《宪法》、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信和他一九七四年在世界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他一九七七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都充分肯定了“文革”的伟大成就、伟大胜利，高度评价了“文革”的伟大意义，没有一句说文革错误、荒唐，难道你比老革命家周总理、邓小平还厉害吗?难道你所持的那个决议比得了两次全国党代会、一次全国人代会、一次世界大会的决议、讲话吗?那是你一句话就能推翻得了经两次全国党代会、一次全国人代会所通过的《党章》、《宪法》和所决定的重大政治历史结论吗?恐怕有些“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了。
第三
第四，你说“文革遭难最大的是知识分子、城乡基层干部和老百姓”，这话正好说颠倒了。要明白这各道理一点都不难，从“文革”最不受谁的拥护、谁最怕“文革”最恨“文革”就能知道谁在“文革”中“遭难”最大了。到底是权贵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走狗和当官的不拥护“文革”、怕“文革”、恨“文革”还是广大的老百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不拥护“文革”、怕“文革”、恨“文革”?毋庸置疑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文革”中是有人故意违背毛主席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偏偏去打人，还是去打普通的教师，打普通的演员，打作家，打基层干部，打普通群众，这都是谁干的?是受谁指使的?又是谁纠正这些错误的?你得给学子们讲清楚吧，要不他们听了还是搞不明白，以讹传讹。再者说，这三十多年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女学生混个学位还要受导师的“潜规则”，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受着各种压制;你当年治下的山西因连续矿难和大量的黑窑场死了多少下苦力的百姓，全国有多少因买房、上学、就业、结婚、看病、养老、高物价而受压受苦遭难的老百姓，该怎样解释呢?难道还是因为“文革”造成的吗?
第五，你说“文革”发生的原因，其中是“四人帮和各地帮派分子作乱”，“违背民主原则，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左倾冒进，形成了带有农业社会主义空想色彩的社会理想”等。实事求是地说，“文革”发生的原因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是建国后一直存在这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党变修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苏联在我国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就变修了，背叛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背叛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国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理想。因此毛主席才发动群众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用群众+大民主+的办法揭露党内黑暗面，防止党变质国变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于教授总结的这些现象是有，但不是文革发生的原因。于教授应该讲清楚，谁当年搞的帮派分子作乱?难道不正是当年的走资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吗?难道不正是江青等文革领导小组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制止武斗的吗?是谁违背民主原则、破坏民主集中制?难道不正是当年的走资派违背党中央集体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精神独断专行、另行一套造成了“文革”动乱的吗?难道不正是当年被打倒的走资派重又上台后强令取消了《75宪法》赋予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自由”的民主权利吗?难道不正是当年被打倒的走资派三次上台翻了“文革”的案，大搞一言堂，唯我独尊，枪指挥党，搞比封建专制还厉害的“不争论”、不顾全党全民意愿倒行逆施搞资本主义复辟吗?到底是谁搞“左倾冒进”?难道不正是当年的走资派从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的极“左”对人民公社社会主义集体和个人造成重大损失后，又搞大刮“单干风”的极右继续危害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吗?难道不正是当年的走资派上台后一意孤行砍倒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改革名义瓜分国营企业全民经济从而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官民对立吗?
因此，我劝于教授不要再以“过来人”的资格妄议“文革”、妄议中共中央决议、妄议《党章》、《宪法》、误导青年学子了，这几十年来他们受的毒害够深了。“过来人”如果不遵循事实，不客观公正，为了外在因素而丧失灵魂，失去自我，那就是行尸走肉、误人子弟，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恐怕你做不了“三书”人生而要成为“三输”人生。因为你不站在广大工农兵学商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话、做学问，充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帮闲“学阀”，将会走上邪路，输得更光。你让学子们“自觉地拒绝文革”用意何在?难道你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迎来“武革”，让那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接受“武革”的腥风血雨吗?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哲学思辩、心路历程和“文革”真相
——对“文革”的再认识
再过三个月，就是“文革”运动五十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关于“文革”的话题与日俱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要对“文革”有一个客观、公正、正确的认识和评价，需要对“文革”发生的时代背景、“文革”发生的序幕、“文革”的过程、“文革”的主要阶段和主题内容、“文革”的规模、“文革”的性质、“文革”的影响及其结果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了解的渠道是查阅当时的原始档案(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和报刊杂志等资料)。下面谈谈我所了解的内容和自己的认识，从中也解读一下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哲学思辩、
一、“文革”发生的时代背景
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较长，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权文化和“三纲五常”为主的封建卫道士孔孟之道文化糟粕、封建文化土壤长期侵蚀、毒害着每个阶层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新中国成立后也不例外，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这种仍有很大市场的落后的封建文化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格格不入，成为无产阶级前进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障碍(当时对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人民的新政权，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整风、三反五反、新三反等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右(邓小平任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到“文革”。正是这些一系列必要而方向正确的政治运动，后来成为毛主席的罪名之一，为一些反对他的人所诟病。轻者说他只会搞政治运动不懂经济建设，重者骂他是迫害狂，借政治运动打击异己迫害革命功臣巩固自己权利搞独裁专制。云云。我当时也不明白，毛主席那么伟大，怎么还搞这些“害人的运动”?后来有机会看了当时的原始档案，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像，再结合现实，就明白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时为什么要主导搞这些政治运动了。“运动”一词，本是自然界术语，如“流水不腐”，经常流动的水不会腐臭，流水就是运动;又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一个人只有经常运动才能保持身体健康与活力。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问毛主席：共产党能否跳出每个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思考后郑重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良方，就是人人起来负责，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
了解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开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资产阶级革命，建国后又开始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不乏一批革命者或是为搞资产阶级革命，或参加革命之初是抱着“打天下坐天下”的心理，亦有一些政治投机者，他们认为革命胜利了，就要当官做老爷享受人生，为家族谋取利益。而毛主席当年在西柏坡告诫全党成立新中国后要做到“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进京出发时又说是“进京赶考”，“共产党不做李自成”。加上建国后，党内一直存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和激烈斗争。面对昔日的战友和同事，有的要当官做老爷成为新的压迫者，有的要搞资本主义成为新的剥削者，又赶上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妖风刮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还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放在第三、四代人身上，中国也有变修的危险存在。面临国内外严峻形势，是继续同道还是坚持早已有的真理、理想和信仰，这是当时摆在毛主席面前的最难以选择的难题。妥协同流合污，不是毛主席的初衷，他当初干革命就是为大多数老百姓翻身幸福、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持真理、理想和信仰就会困难重重，路虽难但也要往前走。毛主席与中外所有政治家不同的是，对待政治异己不是置之于死地而不让其翻身，或搞肉体消灭。而是怀着菩萨心肠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用以政治教育、思想改造为主的政治运动和民主集中制来解决矛盾、处理不同政见的问题。对党内政治斗争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抓个别人的典型错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广泛的讨论、批评甚至批判，以教育大多数不犯或少犯错误。对犯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的人，也是本着“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都既往不咎，继续使用。这些政治运动实质是即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又挽救少数有错误思想的领导干部的政治措施。
毛主席以菩萨心肠解救人类是民间的通俗说法，是对他老人家的最高褒奖。我的理解是他的一生，除了用武装革命暴力推翻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推翻压在亿万劳苦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砸碎西藏千年农奴制度，解救了亿万劳苦大众的同时，对待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敌人，他一直倡导给生活出路，通过思想改造使其重新做人，如对日本战俘、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战犯和大多数地主资本家等都没有予以肉体消灭，而是通过思想改造使其成为新人)外，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主要采取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政治运动，一来使革命事业少走弯路、保护能够让大多数人民当家作主人和人民利益的新政权新制度，二来可以挽救一些有错误思想的革命功臣和广大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这些都是作为他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超凡的预见性、深谋远虑的政治责任感和领袖的宽阔胸怀。但良好的出发点和慈悲为怀的愿望，政治对手们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文明的政治斗争方法能否顺利实行?从后来几次大的政治运动看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党内修正主义(走资派)和官僚主义的顽固势力的强大阻力和干扰破坏。建国后除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是解决敌我矛盾问题外，之后都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运动。
“合作化”运动时刘少奇搞右倾主义，宣扬资产阶级剥削有功，“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干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五千人左右，结果主持反右工作的邓小平(时任全国反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搞极“左”，一下子打了五十三万右派分子(第二年在毛主席督促下给扩大化的右派摘帽，由于邓的干扰，直到一九六四年才摘掉了一大部分人的“右派帽子”)。后来他掌权了，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一股脑推给已经去世的毛主席，并全部为右派平反摘帽，既当了好人，又从行动上否定了当年“反右”斗争的必要性，为后来社会上出现的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妖风埋下了隐患。当毛主席审时度势、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意愿发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树立“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为树立个人威信，又从右倾一下子跳到极”左”，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一起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到河北徐水县和江苏视察鼓励“粮食亩产过万斤”的浮夸;邓小平视察天津一个郊县时与刘澜涛、杨尚昆等人一起站在当地造假的粮垛上趾高气扬地合影留念，并指使《人民日报》大量报道各地放“卫星”的假新闻，导致全国“浮夸风”越演越烈，造成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饿死人事件”。毛主席一再警告他们不听，后不得已给全国六级干部(直到生产队长)写信纠正全国的“浮夸风”。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为维护刘邓威信，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领袖风范主动承担了责任。没想到后来成了反毛反“三面红旗”的口实，邓小平复辟后倒打一耙，反把“浮夸风”的责任推给毛主席。在现存的中央文献中，有毛主席在那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反“浮夸风”“共产风”、生产自救、节约粮食等文献二十多篇，周恩来总理的五篇，而奇怪的是偏偏没有主持一线工作的刘、邓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没有讲话、发表文章，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二人那时的讲话、文章怕见光，不敢公开。如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些罪名恐怕再也安不到毛主席头上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针对当时形势，主张搞以“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为主、开展针对上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主持一线的刘邓再次把“反右”时的故伎重演，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和已经改造好“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白色恐怖的办法批斗、追查，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毛主席再次感到失望，和风细雨的运动触动不了他们，就要思考采取什么有效的方式能够解决巩固社会主义百年大计的问题。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文革”应运而生。这个“文革”就是区别于自上而下、和风细雨的“四清”、“社教”运动的由领袖主导、自下而上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
从以上可以看出，”文革“发生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已完成，步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但封建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存在，它们的代言人——盘踞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已形成气候，自上而下各级势力很大，并历经“四清”、“社教”运动仍死不悔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变修，其鼓吹的“三和一少”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在我国也很有市场，帝国主义扬言要“和平演变”中国，国内走资派鼓吹“三自一包”、“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论大行其道。而广大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浑然无觉，由于受封建文化遗毒的影响和对党中央的信任，不相信、更不敢怀疑党中央里会有敢搞资本主义的人，也只有高瞻远瞩和先知先觉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来自于他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卓越的洞察力)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面临着千万革命烈士的血要白流、党要变质国要变色的严峻形势该怎么办?马列主义书里没有现成的答案。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反修防修，防止党变质国变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让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觉醒，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用什么方式开展这场斗争，是用消灭肉体的方式还是运用其他文明的斗争方式让走资派能够触及灵魂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铲除其存在的土壤?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不顾七十三岁高龄、不顾摔得粉身碎骨毅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
二、“文革”发起的序幕
“文革”是一九六五年继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十一月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是江青同志结合当时形势看出了这两部文学作品的问题实质所在。《武训传》是一部歌颂清朝时的乞丐武训在不触动封建剥削制度、对封建剥削阶级摇尾乞怜歌功颂德下乞讨办义学，培养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接班人(由穷苦孩子到新生的剥削阶级者)、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而这样的作品竟得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普遍赞扬。毛主席一九五一年批评说是“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并得出了“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结论。《海瑞罢官》是歌颂明朝一个极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清官海瑞。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目的是为亿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能够做国家的主人。党内修正主义分子竟然用这样的封建主义垃圾文化愚弄、毒害人民群众。试想在剥削制度压迫下别说一个武训、海瑞，就是一百个、一千个武训、海瑞，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多大益处呢?这些问题足以暴露出当时的文艺界文学界教育界学术界等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异常混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占领社会主流阵地，同时暴露出中央高层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不多”、大多数热衷于成为新的剥削者和当官做老爷、思想只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上现象与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文艺座谈会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于是，江青向毛主席提出了上述疑问和见解，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意识到这几年苦苦思索的新的斗争形式找到了突破口。于是，“文革”先以对讨论批判《武训传》和《海瑞罢官》的形式在学术界、文艺界、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宣传战线开始了。
三、“文革”的主要阶段和斗争主题
(一)、批判“二月提纲”。批判《武训传》、《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按毛主席指示，在上海得到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帮助，由张春桥牵头、姚文元执笔完稿、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的，在北京《人民日报》由于彭真、陆定一的封锁发表不了，没办法在上海的《文汇报》先发出来，后《光明日报》、《解放军版》等报纸转载引起全国讨论、批判。紧接着，姚文元一鼓作气又写了批判时任《人民日报》主编邓拓的迎合走资派口味、充满封资修内容的《三家村夜话》。这三篇文章如三发炮弹，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打向走资派的阵营，从意识形态的深度戳到了修正主义走资派的疼处。其讨论批判活动都遭到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和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阻挠、干扰、抵制和破坏。开始阻止文章的发表，后来见阻止不了，他们就把这一关系到文化政治、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仅仅当作纯学术问题限制在纯学术范围讨论批判，不敢交给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公开讨论批判(类似于改革开放时对关于姓资姓社原则问题“不许争论”一样怕见人)。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他们组织了一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提纲(称“二月提纲”)，经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过目同意下发全党，企图扭转讨论批判的大方向，实际目的是扼杀“文革”。毛主席见他们仍然顽固地坚持已久的错误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继续顽抗。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开始着手纠正，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三项决定：一个是批判并收回了仍为走资派反动路线“护航”的“二月提纲”;第二是撤销原文革五人小组，组成以陈佰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新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打倒了走资派外围骨干分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时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即“文革”前毛主席形容的北京市、中宣部针扎不透、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阎王殿”的主要根源)。第三是会议讨论并通过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在全国开展。“五一六通知”明确规定了“文革”的性质、目的、对象、意义、方式、范围等重大原则问题，明确指出：这场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破封资修的旧文化、全国人民群众参与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党内黑暗面、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大革命。
(二)、“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北大、清华等高校广大师生深受鼓舞，率先响应，积极行动，在校园掀起了以张贴大字报形式的革命大批判高潮，直指校党委领导搞封资修的丑恶行径。其中著名的有，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面对突如其来的师生群众运动，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清华党委书记刘冰等与北京市委高教部领导宋硕等一起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告状。刘少奇绕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六月初当即决定派其夫人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高校指导学校“文革”运动。工作组一进校，不搞调查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又采取“四清”“社教”运动的办法(当时以她的“四清”工作组把斗争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群众、采取白色恐怖手段搞“四不清”的“桃园经验”被刘少奇在全国推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普通师生，重点追查、揭批这次写大字报批评校领导的人、平时爱提意见的人和成分不好的师生。五十多天内被揭发、批斗上千名师生，仅北大被打成反党反革命的师生就达七百多名，一些师生被逼自杀。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造成“白色恐怖”，学校人心混乱，怨声载道。此事件惊动了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毛主席责令康生、江青进校了解情况。康、江带领“文革小组“成员深入学校认真查看所有的大字报，走访广大师生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师生们的思想状况及学校现状，据实写出调查报告连同一些主要大字报的抄件一同报送给毛主席。广大师生翘首以盼等待毛主席的支持。毛主席从中看出工作组的行为严重违背了“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在转移斗争矛头，压制师生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采取与“四清”一样的方法。从此对刘彻底失望，认为刘不可救药。当即回到北京召开“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并说到：历史上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并称赞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要求新华社全文播发。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会间，毛主席于八月五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附录全文：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主席的大字报直指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司令部，即有力抨击了工作组镇压广大学生群众革命的罪恶行径，揭穿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又揭示了多年来这条资产阶级黑线干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教训，两大司令部的斗争至此公开。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经新华社播发，在全国立即掀起了滔天巨浪，再次点燃了亿万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热情。八月八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刘邓二人基本靠边站了，刘少奇在中央常委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1967年1月1日，北京高等院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1967年1月上旬，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联合公司联合行动，率先在天安门广场当众焚烧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发出揪斗刘邓的通电(实际上，北京高校师生批斗过刘少奇一次，没批斗邓小平)。随着全国各地的揭发，根据红卫兵深入调查的铁的事实，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使刘的问题升级。江青根据中央政治局意见，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签了“同意审查此案”，以周恩来和江青牵头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意见认定刘的罪行是“叛徒、内奸、工贼”报中央，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由于认罪态度好，揭发刘少奇有功，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保留了党籍，仅撤销职务。至此，“文革”摧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了“走资派”两大反动头子，取得了初步胜利。
(三)、“要斗私批修”。这是“文革”的根本纲领，即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的“斗私批修”达到“大公无私”。前二者是方法、途径，“大公无私”是目标、境界，这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最高要求，是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文化的根本改造和彻底颠覆，从而使人人达到“大公无私”的一种崭新的思想文化状态和精神境界，实现人的彻底自由。对此，毛主席有完整的理论指导和依据支撑。我个人的认识是：“斗私”是面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人人所要求的，包括每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等，不但要批判他人的私，更重要的是要斗自己的“私”特别是内心深处的“私”。因为，人性有善、恶两面性，为公属善，为私属恶，“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是对善的褒奖，对恶的鞭挞。但是，由于中国漫长的小农经济土壤和封建文化思想意识的侵淫，每个人思想意识深处无不打上“私”的烙印，久而久之，自私自利成了人的本性，“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其典型写照。由于“私”字当头，导致中国人一盘散沙，自由散漫，私利私欲膨胀，罪恶滋生，读书人梦想做官当老爷，“学而优则仕”;官宦人家依仗权势求得私利最大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贫苦人家梦想发家致富，家族荣耀成为人上人，无正当途径或无资本无资源实现梦想的，沦为坑蒙拐骗抢杀。这些都是被私有制的总根子皇权奴役和封建卫道士儒家文化毒害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随之而来的是与私有制封建社会皇权和资本主义社会金权完全对立的、崭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的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属公了，而人们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骨子里的“私”字还没有根除，时不时就会作怪。当初许多老革命到此不愿革命了，“自己当了大官了，有了房子，车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在哪里，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不干了”，梦想着打江山坐江山，当官做老爷的思想皆根源于此。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虽然因翻身解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自由散漫、自私自利的本性及其土壤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还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遇到合适的气候就会故态复发，后来分田单干的小岗村就是证明。
“批修”就是批修正主义，主要是指党内层面。在国际共运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以伯尔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为突出代表。不管哪种修正主义，其共同特点都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篡改、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反对共产党、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其目的是拉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在斯大林逝世后，以党内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占据最高领导地位，修正主义占了上风使党彻底变修。在党内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表现为修正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干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其本质是否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投降大地主资本家、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在国外美投降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占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要斗私批修”作为根本纲领，就是铲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文化土壤的一剂良药，是马列主义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大创举和发展，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伟大尝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从层次上讲，“修”是在党内的表面反映，“私”是“修”的根源，“修”来自于“私”，“私”靠“修”发威得势。所以，“要斗私批修”可谓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根源、实质和关键所在，是看准了病，开对了方，下对了药。此外，“斗私批修”还是对中华泱泱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升华，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大公无私”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文化境界。事物都是辩证的，如果人人都为私，自私自利，危害他人，危害社会，最终反而危害到自己;如果人人大公无私，利于他人，利于社会，最终反而利于自己。比如现实社会各行各业都抱着“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的自私自利理念不择手段搞钱，搞假冒伪劣商品，危害着别人，也危害着自家人，可谓人人为己，人人受害。最近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发文说：现在道德崩溃到了无底线的地步，究其原因是“文革”时期提倡“大公无私”造成的，既然做不到，就会产生假话、空话、套话，倒不如要求低一点，守住道德底线。这实际是歪理邪说，是井底之蛙的思维和境界。道德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有什么样的道德，私有制社会的道德与公有制社会的道德完全不同质，地天之别。中国传统道德一直是以几千年小农经济私有制基础上以皇权文化为核心的道德，一直守了几千年的底线没有提升。加上后来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的道德观影响，中国人的道德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后来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割地赔款、军阀混战、日本鬼子进中国，这都是中国上至最高统治者、皇亲国戚、大臣，下到平民百姓人人为私、各顾各、一盘散沙所造成的恶果。不否认私有制下传统道德有其优秀的一面，但要在公有制社会里使其加以改造、升华到符合无产阶级道德观进而达到“大公无私”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境界，才符合人类社会的道德发展规律，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人类的福祉。当然，要达到人人“大公无私”是很难的，犹如登高山，需要人人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能到达山峰。但是这不是空想，而在“文革”时期在很大范围、很大程度上都达到了“大公无私”的境界，如做好人好事的无名英雄、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学雷锋乐于助人、不损人利己、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蔚然成风。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搞私有化，这种高尚的道德越来越稀罕了，人们的道德观普遍倒退了。真是上山难下山易，从私到公难，从公到私易。正如建国后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到互助组、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难，但从人民公社一下子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很容易。正像人们所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也反证了只要有“私”的存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更说明“要斗私批修”的重要性、必要性、正确性，同时还有反复性，要在公有制条件下通过几个时期反复地、彻底地“斗私批修”，让“私”字、“修”没有生存的土壤。
(四)“红卫兵”组织和“要文斗不要武斗”。北京各高校广大师生革命热情已点燃，迅速掀起了革命高潮，斗争的矛头也在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影响下从对准普通师生转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眼看革命之火要烧到自己头上，中央的大走资派们坐不住了，他们指使自己的子女鼓动一些干部出身的子女贴其他师生的大字报，形成两派学生对立的局面。高层子女们于六六年六月初率先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史称“老红卫兵”，实际是“血统派红卫兵”)，他们革命的理念是“老子根正苗红，才是真革命”，他们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许贫民出生的学生参加这些组织，“联动”、“西纠”等组织是他们的代表，由贴大字报转到打人、抄家、烧书。直至发生北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著名作家老舍和其他一些知名文化人被逼自杀事件。他们企图采取挑起群众斗群众、由文斗变武斗的方式浑水摸鱼，蒙混过关。广大普通师生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造走资派们的反，形成了对立的两派。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牛鬼蛇神"的反，揪斗"走资派"。
“西纠”、“联动”血统派红卫兵的暴行引起众怒，民愤极大。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陈佰达、江青等人连续几次在北京高校革命师生大会上揭露、严厉批评了他们的罪行，并宣布为非法组织，他们横行一时的罪恶被停止。但他们的打砸抢行为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工厂也陆续发生了两派武斗。此时，毛主席看到走资派及其子女如此顽固，反弹如此激烈，非常震惊。采取了观察一段的态度，以免强行制止给刚起来的群众革命造反热情泼冷水，让问题暴露充分，好看清左中右或“形左”实右的真面目，以便使广大群众在乱中明辨是非，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自己教育自己。他还考虑到马上强行制止，就会不分好坏一齐打击，受害面太大，要冤枉大多数革命群众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文革”就会半途夭折，正好中走资派们的奸计。正是毛主席预料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经历一年两个月的武斗，使不少群众看清了那些假革命者的嘴脸，纷纷退出假革命组织，少数坏人被孤立了，江青等人落实“五一六通知”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全面制止了武斗。
毛主席为了挽救那些犯了大错甚至犯罪的走资派及其子女，明确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教育为主”。经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讨论、政治局批准通过了关于处理文革中反革命造反组织的通知，解散了“西纠”、“联动”反动组织，把极少数人逮捕，大部分人经教育认错就放了。从此真正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起来了，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进入了正常的革命轨道。同时，由于“西纠”、“联动”这些反动组织被取缔，他们的老子死不悔改，顽抗到底，挑动群众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形成对立面的“保守派红卫兵”也起来搞所谓的“革命”，实际上是走资派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抗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真正革命的“造反派红卫兵”而组织的(与此同时，北京一些高校学生成立了“激进派红卫兵”，后来被称为“五一六分子”，下面详述)。他们往往受走资派指使与“造反派红卫兵”针锋相对斗争，后来发展到走资派给这些组织发枪支弹药与“造反派红卫兵”武斗，“造反派红卫兵”吃了亏，被迫守住楼房还击。由于走资派的捣乱破坏，群众愈加愤怒，开展了群众大批判运动，就采取了走资派批斗群众的方式批斗了走资派。这就是后来包括现在的一些人所说的“动乱”、“打派仗”、所认为的当年老干部子女盲目参加’”文革”结果反而斗倒了自己的老子从而认定“文革”是一场悲剧。如邓家子女和陈小鲁、宋要武以及孔*丹、任志强、高*群、薛蛮子等。正是这些当时红极一时的“血统派红卫兵”被定为反动组织以及想保而未保住自己的父母被打倒、失去了作威作福的地位、“蹲牛棚”(被下放农村或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感到受到迫害，成了灾难了。带着没有改造好的思想和私家怨气，恨“文革”，开始控诉“文革”，妖魔化“文革”，到了反对“文革”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正是他们，在否定、咒骂“文革”的这几十年(一九九四年被邓小平平反)呼风唤雨，成了巧取豪夺抢劫国家和人们财富的新生资产阶级。这也就是后来被他们污蔑的“十年内乱”“十年浩劫”的真相。
(五)、“文革十六条”。一六六六年八月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五一六通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了十六个问题。主要内容是深入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分清敌我矛盾，区别对待干部，警惕不要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搞好为工农兵群众的教学改革、文化改革和抓革命，促生产。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全国“文革”健康开展的指南。。
(六)、“破四旧、立四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和红卫兵要破除资产阶级、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新风俗，从而达到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境界。这是对“要斗私批修”的具体落实，也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一种界定和具体表现。
而以高干子弟组成的“西纠”、“联动”反动组织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故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借“破四旧”之际，把文物和古建筑当作“四旧”砸烂，对一些老革命、知识分子、文化人、文艺工作者抄家、烧书，干尽坏事，导致民怨沸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于六七年五月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制止了这一丑恶行径。
附：1966~1969：联动、西纠和武斗的真相
可以说文革中的一切恶行，纠斗、抄家、打死知识分子、烧文物、武斗、……皆始于刘邓司令部及其子弟(太子党)，太子党组成【联动】、【西纠】、【东纠】等保爹组织，疯狂打砸抢烧，把斗争矛头从官僚老爹引到早已是死老虎的地富反坏右身上，正所谓【转移斗争大方向】，给文革拨污水。
联动、西纠的核心是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子女，及孔丹、秦晓、宋彬彬(要武)、任志强、薛蛮子等。那个嫖娼被曝光的薛蛮子就是因为打人太蛮凶而落此“蛮子”的外号。他们的老子在后台出谋划策，子女在前台冲锋，带动全国一片混乱，无数无辜的群众被打压，无数的文物被毁。联动还六次冲进公安部打砸抢，要是平民子弟谁敢?毛主席还是宽宏大量把他们饶了。但是他们的老子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疯狂给子女叫屈：余秋里叫嚣：他们都是娃娃懂得什么?。其实这帮家伙人小鬼大。1967年联动分子们完蛋了，被中央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定为反动组织，于是他们的老爹们就冲到前台，挑动各地的武斗，他们给自己的马仔发枪炮，打那些普通群众。最严重的就是武汉的陈再道指挥的马仔百万雄师，殴打群众。河北的走资派挑动严重武斗，以至省会被迫从保定迁到石家庄。至今仍有很多群众被投资派蒙在鼓里而不知文革武斗真相，很多人糊里糊涂，就可知道当时的群众是多么被走私派欺骗了。
文革以后，邓小平等走资派比回来的还乡团胡汉三还凶，把所有的罪恶全部扣到革命群众头上。把自己的子女干的坏事儿掩盖的一干二净。小平给联动、西纠平反，把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几千万人全部打倒，失业。不过邓小平也知道经过文革这一闹，他的子女们在从政治上全盘世袭是不可能了，因为文革使草根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彻底觉醒。于是小平们，就转向让高干子女【官倒】经商，侵吞国资，从经济上幕后控制国家命脉。
今天，第三代核心，第四代核心，各级大老虎、地方官僚纷纷效仿，形成了今天这样高干及其子女瓜分人民血汗的狂潮。他们恐惧自己迟早一天会被人民清算，于是就投降帝国主义，卖国当汉奸，引进转基因让中国人亡国灭种。有资料说中国的亿万富翁90%以上是高干子弟，他们抛出象马云，李洪彦几个在前台当幌子。就如同美国真正的几万亿身家的巨富躲在后面，抛出比尔盖茨在前台一样。有傻瓜就信了。
有文章说，所谓文革，就是毛泽东和他曾经的战友们，那些打下江山就梦想享乐，像过去的封建帝王那样鱼肉百姓的战友们分道扬镳了。
所以文革中，毛泽东的指示根本执行不下去;所以文革之后，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友们集体跳出来否定毛泽东、抹黑毛泽东，全面否定文革，否定1956年之后的19年。
(七)、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联。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八)、“踢开党委闹革命”、革命大联合与成立“三结合”革委会。“文革”兴起，但各级党委阻力很大，对批走资派很抵触。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革命群众组织掀起了批判各级党委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潮，各级走资派被革命群众“挖”出批斗。那些当权派虽被群众批斗但并没有被免职或撤销职务，只是让他们承认并改正错误，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死不悔改、顽固到底，甚至闹情绪不上班，导致各级党委日常工作瘫痪的局面。针对这一情况，造反派组织只好暂行各级党委职权，负责当时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救灾、物质供应、人民生活安排等工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革命群众组织掀起了“一月风暴”夺权成功，一个崭新的革命政权诞生了，即由革命干部、军队和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革命权力机构。因它类似于巴黎公社的性质，被毛主席命名为“人民革命委员会”。随后，各省相继开展，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新疆最后一个“革委会”成立，全国各省、区、县(除台湾外)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时称“全国山河一片红”。
对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给予高度赞扬道：“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毛主席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同时毛主席教导说：“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当时，林彪力推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毛主席像章和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大普及，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全面深入开展，就连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太太都会背几篇毛主席语录、哼唱几段革命歌曲。同时，军队和地方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的现象，后来被江青制止。
(九)、“三支两军”。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时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三支两军”是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简称，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支左”是指“文革”前期，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组织;“支农”“支工”是到地方贯彻中共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支援农业和工业生产;“军管”是部队对一些要害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则是派军队对大中专院校进行军训。至一九七二年八月的五年多时间中，解放军先后派出两百八十余万人，分赴中国各条战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巨，是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但据一些当年的造反派当事人说，军队“支左”有些地方实际在执行中变成了“支右”，在“三支两军”过程中，支左军队干部抓了不少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使左派群众受到了很大打击。由于史料有限，具体数量和原因有待进一步弄清。
(十)、“七二0”事件。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两派群众武斗问题。20日早晨，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实际是武汉军区、湖北省委为了对抗造反派群众，主要由军队成员及各地区武装部、民间群众组成的声称群众组织的全副武装的反文革组织)，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绑架、揪斗、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威胁毛主席，在全市武装游行，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零”政治事件。起因是
附：当时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王任重、陈再道等也被打倒，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被迫转变。可以说“七•二零”事件既是百万雄师的转折点，更是造反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一个月以后王力、关锋被捕垮台，全国开始收缩、退却，准备召开九大。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的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颠倒黑白地称：“七•二零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十一)、落实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走“五七道路”。“要斗私批修”的理论还基于列宁的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但在党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毛主席却极为关注，认为这是党变修、干部变质的重要根源，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中要不断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针对苏联的变修和我国一些革命干部越来越多的腐化变质现象，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主席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
正好，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林彪送给毛主席军队后勤部的一份关于军队劳动搞副业的报告，第二天毛主席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后附毛主席的批示)。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当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积极到“五七干校”、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被打倒和靠边站的走资派是被动安排去的)。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一九七九年二月，国务院发出《
附：《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批示信》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十二)、“斗、批、改”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中有完整的说法:"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一九六七年"斗批改"曾一度被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仿效北京新华印刷厂,“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同年九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减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泽东主席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样板。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上述指导方针,清理阶级队伍是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和新的革委会的成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全国开展“斗争、批判、改革”运动，以巩固“文革”成果。
(十三)、“上山下乡运动”。一九五五年为缩小“三大差别”，中央根据一些地方的知识青年主动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事迹，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全国各大、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民众及军队人员，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欢呼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广大乡村。这是广大红卫兵、红小兵和知识青年用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成长、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三大差别的战略举措。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六八年底到七八年结束，对我国影响深远，但也评价不一。走资派及其子女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和歪曲、否定、污蔑“文革”一样，极力歪曲、否定、污蔑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十四)、党的“九大”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以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其中，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来自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来自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来自各条战线的女共产党员代表。这些代表，都是根据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经过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并且广泛地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致推选出来的(其中工农兵革命群众代表占多数，他们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做了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彪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必要修改。大会选举了由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四月十四日的闭幕式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发了言。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党的“九大”纠正了“八大”所确立的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的错误，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论断，确立了毛主席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和政治策略，确立了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正确道路和路线，使“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使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下发展的马列主义新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全党确立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
(十五)、刘少奇之死。刘少奇因严重的路线错误被靠边站后，毛主席在一次两人见面后送他两本书，叮嘱他空闲时看看书，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改了就好。到了六九年十一月，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并扬言要打核战争。为安全起见，林彪下令所有中央领导都疏散到各地，刘少奇因情绪低落、病情严重(三年间毛主席几次指示卫生部组织好治疗，由全国知名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曾七次把他从死亡线抢救好转)被安排到离北京较近的开封;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南昌劳动改造，原有的保姆、警卫待遇不变。刘少奇的专家医疗小组也跟着到开封，但由于路上颠簸，病情恶化，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六时，因急性肺炎死于开封。当时是高度机密，火化时用的曾是刘少奇以前使用过的化名“刘卫璜”。
(十六)、“一打三反运动”和揪“五一六分子”。一九七0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的重心，在于"打"(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这是在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领导的以各地军管会为主的革委会开展的全国运动。据统计，到一九七0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在北京繁华市区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反动传单和标语。当时周恩来、江青、谢富治等领导通过谈话教育，他们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重犯就放了。他们回去之后又活动，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
一九七0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出《
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专案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作者。“9.13”事件后，林彪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分子”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李震因此事件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杀身亡，继任者谢富治过早离世，吴法宪因林彪被审查。这也是后来有人攻击“文革”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这个事件非常诡异，究竟谁是导致狠揪“五·一六分子”的幕后黑手?尤其是作为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的李震在地下室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因资料有限，有待进一步弄清楚。
(十七)、第三次“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六日，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加强国防战备等问题。但在毛主席已经多次明确提出“不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中央很多领导和林彪在会上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尤其是陈佰迖在会上鼓吹“天才论”，大造要设国家主席的舆论，扰乱会议议程，攻击的矛头直指张春桥，逼毛主席就范。加上他在九大前负责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沿袭了“八大”刘邓的《政治报告》认为的“当前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毛主席支持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九大”后，陈佰迖见林彪地位上升，倒向林彪。庐山会上陈又跳出来，遭到毛主席反击，狠批陈佰迖，陈佰迖被打倒。毛、林矛盾公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林彪与其妻儿乘坐的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郊区坠毁，林彪背上了“叛国”的罪名。毛主席知道林的飞机越过边境线的消息后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周恩来得知林死的确切消息后，当即在人民大会堂临时作战指挥室里当众嚎啕大哭，这很反常。说他林彪第二天要搞政变，但有关资料说，头天晚上，他像平时一样十点钟就吃了安眠药睡下了，半夜突然由叶群接了两个由周恩来亲自打的电话后，林彪被叫醒搀扶着上了飞机。飞机一升空，周恩来就下令全国机场关闭，飞机在北京上空转了几圈落不了地，又调头向北飞去。飞至蒙苏边界又调头往南到温都尔汗坠落。一连串的问题让人不得其解，第二天要政变头天晚上还能熟睡?深更半夜周为什么要连续两次打电话?在电话里周给叶群说了什么?叶群为什么两次听了周的电话就急忙忙把林彪从被窝里拉出来上了飞机?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百胜、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在自己要政变前夕就因两次电话而如此惊慌失措、仓皇狼狈地登机吗?为什么林的飞机一升空就关闭了全国机场?周那么老练沉稳有城府的人为什么听了林摔死于外蒙的确切消息后而毫不掩饰地当众嚎啕大哭呢?他为何而哭呢?林彪死后，谁得益最大?为什么邓小平一听说林彪死了，就高兴得连喝了几杯茅台酒(此时他还在南昌一工厂劳动改造呢，生活待遇蛮好的)?这些问题恐怕要成为难解之谜了。这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内部矛盾被阴谋家所利用，给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人民群众深入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是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损失，对毛主席是沉重打击。但英雄毕竟是英雄，伟人不愧是伟人，毛主席很快又调整战略，找到斗争的突破口，不给死不悔改的新老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以喘息之机，迅速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十八)、“批林批孔”运动和“评法批儒”运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抑法”的，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一九七四年一月，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发起的一次批判以林彪、孔丘为主题的政治运动。一九七四年五月，中央发出批林批孔的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在’“批林批孔”的半年内，还发生了取得“西沙保卫战”胜利、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划分”重大外交战略提出、号召亚非拉各国反对世界霸权、出席联合国“六届联大”、建立大港油田、“评法批儒”的伟大事件。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又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在我看来，林彪事件是现象，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果;其根源是孔丘腐朽没落复辟思想意识和由此长期受此毒害的亿万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农意识。“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革”遭到重创处于低谷时，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伟大的马列主义者高瞻远瞩的目光发起的政治、文化、思想革命运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持续深入，是“斗私批修”的延续。“批林”要“批孔”是找对了病根、开对了药方。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就说：“中国共产党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一九四0年说：“惟独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薄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一九五七年又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就要发生，并且会取得胜利。”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围绕这一主线——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所肩负的主要使命及远大目标任务而开展的。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精髓，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固态社会，而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搞好阶级斗争、不断革命的过程，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革命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抓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成效好坏。继续革命搞得好，阶级斗争抓得紧，共产主义就会快些实现(五六十年也有可能);如搞不好、抓不紧，不但到不了共产主义，反而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开历史倒车。针对中国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来的农业大国，又受“三纲五常”封建皇权文化毒害时间长、广大农民逆来顺受的思维习惯和自私散漫的天性，加上列宁推断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地、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中国长期存在，所以毛主席说“最艰巨的任务是教育农民”和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那天对他的老战友周恩来说的那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这样，“批林批孔”就有了内在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系，就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注意毛主席说的是“林彪一类如上台”而不仅仅是说的林彪本人，这个应该有很深的意义。“批林批孔”表面上批的是死了的林彪、孔丘，实际上批的是活着的、很多如“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顽固的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狂及其存在的思想根源和文化土壤，旨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根源，扫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存在的垃圾土壤。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江青针对大批老干部官复原职利用职权为自己子女“走后门”、导致广大下乡知青意见大到北京上访的严重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批老干部“走后门”，引起叶剑英等人的极力抵触。毛主席当时一来考虑争取团结老干部大多数;二来考虑到重点是“批林批孔”，如再加上“批走后门”怕冲淡斗争的主题，就把“批走后门”取消了。这给走资派留下了空子，后来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变坏从此始，倒成了邓小平复辟后打击革命派江青等人的一张牌。
在“批林批孔”中穿插了“评法批儒”运动。儒家代表人物是孔丘，唯心主义者，一直是维护奴隶制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后被封建统治阶级改造为奴化、愚弄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刑不上大夫”、“克己复礼”、“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等反动没落思想)，是复辟倒退的代表。毛主席说：“共产党什么时候抬出孔子，说明他也快完了。”;法家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唯物主义者，有历史进步性，其代表人物是韩非、商鞅和秦始皇。当时各行各业开展了全民大讨论，学术界、高校和出版界配合运动出版了很多评法批儒的单行本(如《林彪与孔孟之道》、《林彪与孔老二》、《先秦哲学寓言评介》、《孔丘反动思想资料批注》、《论秦始皇》、《儒家和儒家思想批判》、《苏修尊孔反华言论续编》、《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派》、《评法批儒词语简释》、《论商鞅》、《天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斗争》、《论孔丘》、《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等)，对普及法家儒家知识、批判儒家反动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禁锢、打破封建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铲除封建统治和复辟倒退的思想根源、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广大工农兵劳动群众及革命知识分子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劳动人民做国家主人的意识、唤醒人民群众革命精神和无限创造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积极的作用，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生产队的老汉一说起孔老二，都知道是反动的。“他不为咱老百姓说话，是该批批了，过去的皇帝除了秦始皇，都不批孔老二。毛主席批孔，说明毛主席是咱老百姓的好领袖。”
(十九)、党的“十大”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大”，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其中一线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战士党员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妇女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汉族以外各兄弟民族党员代表，也占有一定比例。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工农兵新当选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及其候补委员比“九大”更多，其中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倪志福等分别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很多工农兵的人进入中央各部委和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大会一致通过的几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充分体现了工农兵及革命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参政和老、中、青三结合。“十大”号召全党继续了“九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并把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提到了战略高度。
“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广大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科学系统的总结，高度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十大党章”突出强调：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要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在毛主席同志正确领导下反对右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要善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保证党的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
(二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
在江青批判因老干部陆续复职带来全国“走后门”之风的同时，一股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阴风在全国又悄然刮起，暗流涌动。常人并未察觉，伟人或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治家、革命者能见微知著，见一叶落而知秋。于是在一九七四年春节刚过，以江青为首的继续革命派主导、毛主席支持下的一场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在全国兴起。运动的背景是当年夏天连续出现的张铁生因高考交“白卷”和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等事件，起因是轰动全国的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事件”。马振扶中学一年级学生张玉琴因英语课考试成绩差挨批，被要求写检查。而张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D，照样当好革命接班人。”的字条于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日跳虎山水库自杀了。开始被当地教育部门当作一般教学管理中出现的事件上报引起两种意见争论。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南阳地区革委会文教局和唐河县革委会文教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做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要求地委将该调查报告批转全区各级学校。十月二十七日，南阳地委批示，要求全区各级学校"狠批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右倾回潮思想"。十二月十五日，唐河县委对"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做出处理，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罗长奇的职务，开除班主任杨天成公职，留用察看两年。后来"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
一九七四年一月，江青从《人民日报》看到这个材料后声称"我要控诉"，王洪文也讲"对马振扶公社中学的负责人要判重刑"。十九日，江青派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即中发[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随即，文件要求"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情况上报，各地区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那年迟群、谢静宜带人从北京坐火车到信阳，没有通知河南和南阳地区，由信阳军分区派两部军用吉普沿“312国道”向西到唐河。巧的是我当时(那年十二岁)在家乡坡上拾柴正好看到那两辆“小包车”往西跑。那时山区的小孩见到吉普很稀罕，叫做“小包车”，所以印象很深，但不知里面坐的是何人物?很巧第二年信阳军分区司令员牛德胜同志(老红军，桐柏县固庙人，村里人都叫他“牛司令”)回乡探亲时也是坐那样的“小包车”。牛司令被固庙大队领导和学校领导邀请给师生上阶级教育课和讲革命光荣传统，记得他说：你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得不容易，革命战争年代好多烈士流血牺牲，劳动人民翻了身，老百姓的子女都能有学上;但是现在还有人捣乱，中央领导在保卫这些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就说到了迟群、谢静宜因调查用车的那个事情，我才恍然大悟。
张玉琴的死，惊动了中央。人命关天，能引起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主管文教战线的江青的重视，当即委托国务院文教组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到马振扶学校去实地调查，根据其他地区陆续上报的情况，江青等人认为”文革“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推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又回潮了，于是形成“现场调查报告”报政治局讨论并得到毛主席支持，下发了中央文件。在全国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号召广大学生反对“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学术权威”，反对为个人“成名成家”而学习的剥削阶级思想，不做资产阶级的“小绵羊”，敢于“反潮流”，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小闯将”。在全国树立了张铁生、黄帅等革命英雄，作为广大学生学习的榜样。“白卷英雄”张铁生当年交的并非白卷，他是下乡知青后被推选为大队支部书记，七三年夏被贫下中农推举参加高考前，正在带领全大队社员抢种，利用晚上复习，语文考的不错，理科不理想。因他看不惯当时有些知情为升学跳出农门，脱离生产，不顾农村大忙，一心埋头书堆。他认为这些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学好知识将来为农民和生产服务，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有个好前程。所以他把这种脱离毛主席教导的现象和自己的认识写到卷子背面交了，以期引起上面重视。他的苦心没有白费，当时中央上层正在进行两种教育路线的斗争，张铁生的特殊考卷正逢其时，被中央略占上风的革命派江青视为群众的呼声、青年的旗帜而树立起来。
我记得刚过完春节，乍暖还寒，县里通知全县各学校负责人到县里开会。我跟着父亲也去了，在县戏院传达的中央文件，我当时还搞不明白是干啥的，只记得当时在高高的主席台上有几个人低着头，父亲说“他们在挨批”。开会那几天吃住在县一高，等散会回一高走到大街上，看到路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些人还正在贴，我父亲他们一群人看的很起劲;到一高，满院子挂的都是大字报，真热闹。等我回家就开学了，学校也是一样开展了运动，学校经常组织全校师生召开大会搞批判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每个班都要有学生代表发言，我是每个会都不缺的主要发言人;学生写大字报批那些态度不好的老师;哪个老师教的不好，就给老师提意见(上初一时，一个柳老师讲代数，我感觉他讲错了，下课后到寝室找到他，说你这一点讲错了。他很虚心，思考一会后说确实讲错了。第二天又在课堂上更正，并说是谁谁提醒的，大家以后每个学生都要向他那样)。那时，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学校，参与学校日常管理。那时学生加入少先队、入团都需要贫下中农代表把关，得又红又专、思想好的学生才行。现在想起来，感觉那时的学生真幸福，课程少了，作业少了，课外活动多了，劳动多了，除参加学校组织的到生产队收麦子、收稻谷、插秧、担粪、打
后来有人说江青当时是小题大做，故意弄权;甚至攻击她是“借‘马振扶事件’迫害教师和知识分子，借张铁生交白卷和黄帅反潮流破坏教育事业，耽误了一代青年。对这两个问题怎么看?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站在谁的立场上看问题。大家想一想，一个偏远山乡的初中生自杀(在那个时代学生自杀事件确实稀少，是大事)，马上就能引起中央大领导的如此重视。并通过一叶知秋，举一反三，观察全国，考虑长远，寻找根源，思考如何才能保证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有学上、上好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认为这确实是按照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神圣宗旨去做，尽到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显示出她卓越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领导水平和能力，通过现象看本质，抓一典型而给全国敲响警钟，不能再出现因错误的教育而死人事件的发生，不能因修正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使广大青少年学生受害，不能因错误的教育路线而影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更可贵的是江青因死者张玉琴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教育为谁服务是立场问题，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劳动人民受教育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所有的天然权利，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引导
当年，江青等革命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相结合，培养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方针，所以那些年的教育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健康发展。而这些年否定、歪曲江青当年的伟大作为，完全背离了毛主席正确的教育方针和路线，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一方面大搞教育产业化，学校成了压榨老百姓的工具;一方面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了梦想成为新的剥削者，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或者是卖国求荣、出卖人民利益的洋奴才，而大部分学生一毕业即失业，成了在人才市场或私人企业受人奴役剥削的“打工一族”。有人又会说：江青那时让学生都学张铁生、小黄帅那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那不成了怪物了?要是结合现在的教育现状，大学导师欺负想拿学位的女研究生成为潜规则，中小学校长教师性侵小女生事件多发，很多学生不堪经济重压和课业重负而被逼自杀，教师课堂上该讲的知识不讲而开办私人培训班，学分成了学生唯一的价值，教育成了老百姓的抽血机。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还能说江青那时搞的不对吗?实际上，那时的学生没有一个成为“怪物”，反倒是有抱负、爱学习、爱劳动、爱集体、意气风发、努力向上、理想远大的社会主义新的一代。
(二十一)、“四届人大”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至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修改宪法、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员。周恩来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说：我国各族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时也是防止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毛主席生前曾说过:“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阴谋放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通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列的运动，通过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世界上被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完全站在我国无产阶级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起到巨大震荡。通过这场运动，人民群众真正体验到民主的存在，加强党群关系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相结合,从群众中釆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党和政府在重大决策方面能够直接接触来自基层一线的呼声，像陈永贵，吴桂贤，就是最普通穷人推举的代表，在本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四届人大”通过并颁布了包括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行使民主权利和公民罢工自由的我国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十二)、评《水浒》运动。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作了关于评《水浒》的重要指示。这是继七月间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之后，又一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进而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运动，今年正好是四十周年。在七五年“文革”末期的“评水浒”运动似乎又回到了“文革”之初对《武训传》、《海瑞罢官》、《三家村夜话》等文学作品的批判一样，表面是文化范畴，实际是思想、政治领域的“放疗排毒扶正祛邪”。
“评水浒”运动没有沿用以往的批判二字，贵在一“评”字。与‘文革“时所有党的大政方针一样，号召全党全民评一部古典文学作品，有人说肯定是吃饱了没事干闹着玩的。我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大凡党的大政方针、路线政策和国家大计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公之于众让广大群众评论，总是阳谋，“君子坦荡荡”，没有怕见人民群众的;反之，国家凡事搞神秘的“顶层设计”、“不争论”的，总是偷偷摸摸，是阴谋所为，都有不可告人之目的。那时全国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广大师生、各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学水浒、评水浒”运动当中。“评水浒”评什么?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首先说说走资派的投降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以“宋江式人物”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官僚买办集团为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一直奉行对外投降美帝国主义、对内一边投降大地主大资本家、一边残酷剥削压榨广大人民群众的投降主义路线。对美帝国主义也采取递投名状的手段表现出了十足的奴性、主动性和谄媚性，对内的革命派和人民群众采取分化瓦解手段表现出卑鄙性和采取镇压手段表现出了他们的残酷性、残忍性。再说中间派(保守派、温和派)的投降主义，主要是指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直摇摆不定，革命意志不坚强，革命立场不坚定，对走资派和反动派斗争不坚决，最终与走资派同流合污，为走资派助威当帮凶，类似于《水浒》中的吴用。如党内的等所谓的中间派、保守派、温和派，实际是机会主义者，在“文革”期间左右摇摆不定，待毛主席逝世后，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向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一度支持、投靠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助长了修正主义的嚣张气焰，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和官僚买办卖国集团的形成，使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背上了养不起家、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和物价高涨盘剥的“六座大山”，重吃二遍苦、又受二茬罪。据说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叶剑英、王震、胡乔木等老革命们晚年又悔又恨又羞愧，深感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毛主席多年的信任和殷切教育。其三也是重点说说革命派阵营中的投降主义，这是最危险的。主要特征是革命意志很坚定，革命意愿很高，但革命目标不高或者是敌我友不分或者是抱有私心，只停留在杀富济贫的“替天行道”上，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没有主观投降的故意，但客观上被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异志者所利用，最终使整个革命队伍走上了投降主义道路。《水浒》中的典型是以晁盖为首的阮氏兄弟、刘唐、武松、李逵等革命派。“文革”中如大闹怀仁堂搞“二月逆流”的陈毅、谭震林等老革命家，他们忘记了共产党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功劳簿上当官做老爷，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愿革命了，所以极力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反对以“斗私批修”为思想领域的总纲领、旨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幸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成了走资派的帮凶。更为丑恶而不易防备的是“文革”后期的华国锋为实现党政军大权独揽的个人政治野心、窃取革命果实，分不清敌我友，学宋江招降纳叛手法，极尽拉拢未改造好的走资派上台之能事，认敌为友，把革命同志当作敌人，抓捕革命派，从上到下打击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共产党人。为了一己私心，自毁革命力量和革命前程，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和重托，断送了毛主席几十年辛勤开创的革命伟业，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蠢事。难道这不是典型的投降主义吗?
非但如此，看了现中央军委副主席在“香山国际军事论坛”上所大放厥词的“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决不轻言诉诸武力”妄言，这难道表现的不是典型的邓小平修正主义一直以来的向美帝国主义投降路线吗?美帝国主义的军舰还未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将军已经举起双手投降了。不由得感叹：穿越四十年的时空，毛主席告诫的“《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是多么光芒的话语，是多么深邃的目光!
(二十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整个“文革”十年，尤其是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斗私批修”外，还有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始终，那就是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各行各业开展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竞赛的“比、学、赶、帮、超”和“争先进，争上游”活动，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热潮，以此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全国人民群众经过“文革”斗争的锻炼、毛主席号召的激励和“要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思想洗礼，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劳动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正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强国。到一九七七年，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跃居世界第三位;独立的、分门别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由建国时的洋油洋火洋钉时代上升到第六大工业国;农业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实现了粮食自给，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达到了涝能排旱能浇，摆托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大搞开荒造田、土壤改造、兴修水利、良种推广、化肥农技、农田管理成为粮食逐年增产的重要因素，平原地区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多种副业、社队工业在“文革”期间得到大发展;科技在“文革”十年破除专家、技术权威的迷信，解放思想，发挥广大科技人员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社会主义集体协同优势组织科技难题攻关，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建国以后乃至目前取得成果最多的时期，很多科技项目赶上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进入到世界第四科技强国。核武、氢弹、核潜艇、战斗机、大型飞机、通信、大型计算机、红旗轿车、万吨油轮、“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等大型国防和民用项目领域的世界领先科技都在“文革”期间问世;教育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打破“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的封资修教育观和推广普及人民群众基础教育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型教育取得可喜成就，走毛主席指引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相结合”的开门办学的教育路线，提倡“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无产阶级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大学中学实行了与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紧密结合的教育改革，中小学全国普及，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基本免费。“文革”十年为我国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和新型劳动者;卫生事业打破了“城市老爷部”，重点向农村倾斜，县、公社医疗机构大普及，大队的赤脚医生大发展，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大队，大病不出县”和城镇职工免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人均寿命由建国之初的35岁提高到65岁;文学艺术和广播事业大发展，文艺以歌颂工农兵和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作品如雨后春笋，为工农兵服务的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戏曲、曲艺等数不胜数，尤其是其中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的革命内容与艺术成就达到了一个时代高峰，成为“文革’革命文艺的象征。电影、广播普及到大队。各大队和各学校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丰富、向上、多彩。“文革”期间整个社会精神风貌健康向上，正气上升，政治清明，官民平等，差别不大，人心和顺，安居乐业，无假冒伪劣丑、嫖赌毒黑杀、坑蒙拐骗抢等社会丑恶现象，犯罪率很低，基本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以“大公无私”、“乐于助人”“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新习俗正在形成，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成为社会风气。
附：一九六九年新华社播发的《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指引下》
据新华社上海二十二日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指引下，上海有一批工厂已提前完成了一九六九年全年的生产计划。这些工厂分属于冶金、仪表电讯、机电、纺织和轻工等行业。其中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月月、季季、年年都提前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上海无线电一厂;有不为名、不为利，为革命甘心当好“配角”的上海合金轴瓦厂;有坚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取得显著成果的上海浦江电表厂、变压器厂、第一铜带厂、东风有色合金厂，以及上海力车厂、水平仪厂、挤出机厂、无线电二十七厂、汽油机厂、油箱厂和火柴厂等等。
党的“九大”以来，上海工业战线广大革命工人认真贯彻“九大”精神，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使整个工业战线出现了更加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首都钢铁公司发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建议后，推动上海工业战线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上海无线电一厂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月月、季季、年年提前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一部分同志因此一度滋长了骄傲情绪。党的“九大”以后，全厂各车间、部门、班组都普遍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制订了落实“九大”各项战斗任务的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飞跃发展，全厂提前五十五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潮中，许多工厂的革命工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搞成了大批新技术、新工艺，为提前完成全年国家计划创造了条件。上海合金轴瓦厂今年的轴瓦生产任务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并且主动承担了农村柴油机需要的配件喷油嘴和拖拉机配件齿轮的生产任务。在生产任务增加的情况下，工人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先后实现了五十三项主要的技术革新和工艺改革项目，成倍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保证全厂提前五十天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上海标准件七厂、上海螺帽六厂等单位，由于大搞技术革新，节约了大量的原材料。上海变压器厂工人群众在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导鼓舞下，经过反复试验，试验成功了用薄钢板压成散热片的最新技术，节约钢材百分之四十五，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
目前，上海这批已经提前完成今年生产计划的工厂正在乘胜前进。工人们一面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作风，抓紧年底以前几十天时间，继续为国家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一面在加紧维修重要设备，积极为明年的生产做好准备，以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二十四)、反对霸权主义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文革”期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两个世界霸权国家向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政策，霸权主义就是国际上的阶级敌人，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提出了“反霸防修”的思想，“文革”中对美苏这一政策的广泛谴责，成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国际根据和背景，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基本逻辑预设之一。在毛主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鼓舞下，“文革”时先后取得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和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抗击美帝侵略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主席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个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说明我国对外政策，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毛泽东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多数人民，反对苏美两霸和它们的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我国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毛主席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支援东南亚各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和中东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及柬埔寨的民主解放运动，声援美国黑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号召全世界各国为了持久和平团结起来斗争。由于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团结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方针，我国外交战线在“文革”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比如何时期的成就都突出。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联合国大会席位并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附：乔冠华代表中国在十一月十五日在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来中国拜会毛主席，两国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推动了中美两国正常化。到一九七六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迖118个，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有了正常往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国地位，第三世界国家的老大哥。
附：乔冠华团长在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主席先生和许多国家的代表对我们表示的欢迎。
许多朋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将把这些转达给全体中国人民。
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来到这里，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同大家一道参加联合国的工作，感到高兴。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那时起，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就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才被长期剥夺，早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恣意践踏。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局面终于改变过来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锡兰、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勒窝内、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等二十三个提案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也都为此作出了贡献。还有一些国家也以不同方式对我国表示了同情。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在人类历史上，二十六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个期间，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合国成立之初，成员国只有五十一个，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三十一个。在新增加的八十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二次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二十多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兴起了要求改变现状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潮流。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事务的权利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总是要通过无数的革命和变革才能取得的。就拿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来说，正是由于一七七六年华盛顿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美国人民才赢得了独立。正是由于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法国人民才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伟大列宁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一小撮腐朽反动的力量则是惶恐不安，极力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武装侵略别的国家，颠覆别国的合法政府，干涉别国的内政，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别的国家进行控制，任意欺负别的国家。二次大战后，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是局部战争从未停止。现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人民的斗争是有曲折、有反复的，但是反对人民和反对进步的逆流，终究不能阻止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主流。世界一定要走向进步，走向光明，而决不是走向反动，走向黑暗。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过去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居住在台湾的一千四百万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归还祖国，台湾同胞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一再正式确认了这一事实，并且公开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无意干涉。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美国政府才违背自己的诺言，派遣武装力量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至今仍然留在那里未走。现在有些地方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是在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继续制造“一中一台”，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中国”。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定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一立场，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美国政府武装侵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蹂躏这三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遭到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和平倡议。美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全部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美国及其仆从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是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关键。
朝鲜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国人民志愿军早就从朝鲜撤走了，但是美国军队至今还继续留在南朝鲜。和平统一祖国，是全体朝鲜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年四月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八点纲领;坚决支持它提出的废除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一切非法决议和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正义要求。
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在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且相信，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坚持斗争，坚持团结，一定能够收复阿拉伯国家的失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中国政府认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有义务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斗争;任何人也无权背着他们，拿他们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利益进行政治交易。
各种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挑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莫三鼻给、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等地区的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坚决支持阿扎尼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反对白人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带头兴起的捍卫二百海里领海权、保护本国资源的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石油输出国以及其他各种区域性和专业性组织展开的维护民族权益、反对经济掠夺的斗争。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一两个超级大国加紧扩军备战，大力发展核武器，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世界人民渴望裁军，尤其是核裁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求解散军事集团、撤走外国军队、取消外国军事基地，是正当的。但是，超级大国口头上天天讲裁军，实际上是天天在扩军。他们搞的所谓核裁军，完全是为了垄断核武器，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决不会背着无核国家参加核大国的所谓核裁军谈判。中国的核武器还处于试验阶段。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和核战争。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作为第一步，首先就不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曾多次声明，现在我代表中国政府再一次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和苏联如果真想裁军，就应该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并不是一件难于做到的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裁军愿望的严峻考验。
我们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贯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为了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了援助。我们提供援助，从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于正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我们坚决反对有的国家以“援助”为手段，企图控制和掠夺受援国家。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支持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有七亿人口，应该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希望，今后能够逐步改变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联合国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乔冠华刚刚发言完，十分安静的会场就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出现联合国少有的盛况。许多国家的代表走到中国代表团坐席，与他们握手，表示祝贺。不仅代表席、甚至走廊上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排着长队向中国祝贺。而楼上旁听席也坐满了各界华侨代表。
各国报纸在显著位置报道，路透社说，中国代表的发言震动了联合国大厦。南斯拉夫报刊评论，中国对超级大国的谴责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许多国际问题观察家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使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北京时已没有施展什么伎俩的余地了。
从此，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了联合国的历届会议，与其他会员国一道，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自己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
(二十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五年底，毛主席向全国发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号召，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这是毛主席在整个“文革”运动期间亲自号召的最后一个阶段性政治运动，是他亲自部署的最后一个革命战役，距今年正好是四十年。有意思的是，“文革”发动之初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台上并亲自举手表决拥护，二年后被广大群众揭发打倒;“文革”之末反击右倾翻案风前邓小平因认罪态度好、保证“永不翻案”又回到台上，反击右倾翻案风次年又被打倒。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伟大现实意义的认识，恐怕当时大部分人认识不深，而通过近四十年的邓修复辟后走资本主义道路严酷现实的再认识，争论依然很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工农商学兵劳动人民群众则加深了当年“批邓”运动伟大意义的再认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实质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中央和坚决走毛主席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极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假共产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派之间的一次政治较量，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其斗争的焦点是肯定“文革”及其成果还是伺机翻“文革”的案、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是大非的问题。只不过是四十年前只有正面教育和告诫，而没有复辟资本主义活生生的事例这个“反面教材”，所以当时大多数人对复辟的危险性、危害性和“批邓”的伟大现实意义认识不深。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还需要那些大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认识。
要认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意义，还要了解邓小平在那个时期的真面目和他是如何翻案的。邓小平在“文革”前，看到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上升势头，出于个人野心紧随刘走资本主义道路，利用他在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特殊身份极力推行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忽而右倾，忽而形“左”而实右。刘被打倒后，邓做深刻检查，并揭发刘的罪行，得以从轻处理。说是被下去劳动改造思想，但成天和秘书、卫士一起打桥牌、喝茅台酒，从不看书学习认识错误。林彪事件后，他感觉机会来了，就假惺惺地给毛主席再次写信检讨自己的“严重罪行”并保证永不翻案，此信通过江青转给毛主席，为他二次复出打下了基础(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给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把党内斗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做以改造教育为主的处理)。七四年毛主席、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在周恩来力荐、毛主席提议下复出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日常工作。他一朝大权在握，便把令来行，就急不可耐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在台上不到两年的时间搞的事情很多，主要举四个事件足可说明他的翻案行径：
一个是“风庆轮事件”。一九七四年夏，上海造船厂制造的我国第十首万吨远航邮轮下水，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完全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制造的，连一个螺丝帽都是国产的。而交通部秉承邓的旨意不让“风庆轮”执行远航北欧运粮的任务，理由是国产的电机和涡轮增压受不了远途航行。放着国产邮轮不用，要去买外国的邮轮执行任务，广大工人阶级不满意，就一再向上呼吁。迫于压力，交通部最终同意“风庆轮”出航，实际意图是邓小平等走资派们等到“风庆轮”出了事故后就有理由一举砍掉国产造船厂。十月“风庆轮”出发，驶过“好望不好过”的好望角，因一个齿轮出点小故障，检修了两天，船上邓小平走资派的人和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人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邓的人小题大做发海上求救信号向国际求救，表现出了走资派们压根不相信我国工人阶级的智慧，时时处处打压工人阶级，只相信他们的洋大人。故障排除后，提前两天到达了目的地，又顺利返航，圆满完成了海上远航难度最大的运粮任务，我国自主研制的“风庆轮”各个方面都经受住了考验。围绕“风庆轮”远航前后两派斗争的材料报给邓小平、江青等中央领导，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这是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资产阶级洋奴卖国路线之间的斗争，对方的后台就是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同意江青等人的观点，但邓小平就是不表态，用软磨硬抗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两派在党内形成了对立之势，革命派在报纸上批判了邓小平的“洋奴哲学”思想行为。从现在看，“风庆轮”事件绝不仅仅是“洋奴哲学”、不相信我国工人阶级的道德层面的内部矛盾问题，实质是出卖我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来与国外资产阶级相勾结、投靠帝国主义做生意、明目张胆地搞资本主义的敌我矛盾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典型的阶级斗争。当时革命派避重就轻，没有抓住属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质进行批判而使邓得到毛主席的保护而不了了之。
再一个是邓指使手下“四大金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张爱萍)四个翻案急先锋借“整顿”为名在本系统搞复辟，否定“文革”，继而在全国抛出一个系统的“全面整顿提纲”在各大报刊造势，要在全国推行否定“文革”所确立的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全面翻“文革”的案。
第三个是借毛主席善意批评江青等革命派的名义，邓小平没有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就非法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判、围攻江青，上纲上线，逼迫江青检讨错误，并指使他的随从在党内外大造江青的谣言，一时间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帽子”、“棍子”满天飞，妖雾四起，以此损害革命派的形象，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第四个是篡改毛主席“阶级斗争是纲”的基本路线，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所谓毛主席指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些都超出了毛主席的底线，忍无可忍，向全国发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号召。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翻案不得人心。”责令邓小平检讨他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错误。全国各行各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揭批邓小平借“整顿”为名大搞翻“文革”案、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行径。
但是，邓小平及其追随者们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拼命顽抗到底。曾与叶剑英、王震等人密谋抓捕江青，再报毛主席同意，实际是以“清君侧”为名反抗毛主席的指示。但由于没有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而悻悻作罢。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邓小平在给周总理致悼词后对胡耀邦说：“今天我们还能给总理开追悼会，我们死后谁会给我们开追悼会?”他把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给周总理召开的追悼会污蔑成是他开的，并说“将来我们死了谁会给我们开追悼会?”把自己分裂党中央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每年清明节北京市民都有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习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邓小平就鼓动胡耀邦“可利用给周总理献花圈的机会，找些人到天安门广场对准她们把动静搞大点，让毛主席知道也不是所有人都听他的。”胡心领神会，就找到朱德的孙子朱国华(工人，脾气暴躁，讲义气，经常与一帮哥们在京城惹是生非，一九九三年严打时被邓小平亲自下令以“流氓罪”执行枪决)让他找些人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去反江青、张春桥等人。朱国华说我为什么要反他们?胡骗他说：“他们在中央反你爷爷。经常批你爷爷。”朱说：“我怎么没有听爷爷、奶奶回家说这些?”胡说：“她们组织原则性强，再是怕你生气，没有说。”朱国华就答应了，清明节那几天，他带了好多工人及社会上的人，加上叶剑英孩子找的人都到天安门广场喊着口号，打着标语，张贴写的诗歌，矛头直接对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革命派，造谣污蔑。有些人素质差，喊着喊着就把矛头对着毛主席，事情越闹越大，发展到打、砸、抢、烧。公安部门和解放军执勤战士一直都很克制，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毛主席后来根据公安部门调查汇报材料认定为“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人指使、根子涉及到邓小平等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结论，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抓了少数主犯，对绝大部分人采取劝退的办法疏散人群，没有造成流血伤人死人事件发生。对少数主犯由北京市公安局进行审查，对重大主犯判了刑，一些人检讨了错误就放了(后参与审查和调查此事件及掌握“文革”时打死北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凶手材料的24名科、处级干警被胡耀邦受邓小平指使骗到云南执行任务为名惨遭杀害。见《杨尚昆回忆录》)。党中央对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真是大快人心。这个决定再一次体现了毛主席对党内斗争政治对手采取一贯的宽大政策，当作是人民内部矛盾，不一棍子打死，给认错改错的机会、给出路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在全国进一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战胜了资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战胜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广大劳动人民战胜了少数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和新的剥削者。同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按照毛主席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时期还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二十六)、反革命武装政变抓捕“文革四杰”和资产阶级反攻倒算。
打倒邓小平前后，针对接班人问题，革命派和官僚保守派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王洪文和周恩来分别到长沙向毛主席推荐人选。“四届人大”前，毛主席本意是让张春桥接班，在周恩来病重时先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可是周对毛主席说：“你想让她们接班，可她们要团结大多数啊。”结果毛主席采纳了周的意见提议邓小平。这次邓被打倒，毛主席出乎意料地提名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职务，同时让一贯反“文革”的叶剑英以“养病”名义靠边站，提议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又以自己在遵义会议以后做副手多年的例子做通了张春桥的思想工作，张同意帮助华国锋的工作;并给华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有大事，找江青“的字条作为政治交代。从这些重大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毛主席当时从党和国家命运的大局出发，在非常时期决定以华国锋为主组成华、江、张、王、姚、汪、陈为核心骨干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革命派和保守派(当时的“老革命”，也称中间派、投降派)一起平稳过渡，待中央全会选举出产生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主席等，以免党分裂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今天看来，这个人事安排在当时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下应该是正确的，符合全党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心愿。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主席与世长辞，举国悲痛，天地悲哀，万民悲伤，世界哀悼。毛主席生前，分别在一九七四年在长沙与周恩来的单独长谈“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谈话(张春桥接受周恩来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写出《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马列主义光辉著作)和一九七五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全党再次重申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及给华国锋写的条子“你办事，我放心，有大事，找江青”这三个内容是毛主席离世前的重大政治嘱咐，也是毛主席的政治遗言。
但让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华国锋出于个人政治野心搞阴谋诡计，串联、勾结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吴忠等投降派，采取军事政变的非法手段，突然袭击抓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忠实卫士、毛主席正确革命路线的忠诚执行者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采取欺骗、蒙蔽人民的手段，开始以所谓“四人帮”篡党夺权、谋害毛主席的“反党集团”罪名实施抓捕，骗得首都百万群众载歌载舞欢呼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后又以“谋害毛主席，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迫害周总理和老干部，妄图阻挡邓小平当国家领导人”等罪名进行审判，判处江青死刑(因陈云极力反对改判死缓)骗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可见这些野心家和走资派是多么卑鄙丑恶、穷凶极恶。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最黑暗的一天，是我党历史上开了用军事政变手段解决党内斗争和分歧的恶例，是严重违背毛主席制定的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党指挥枪”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政治原则的违反党章、违反宪法的恶性政治事件，是违反毛主席淳淳教导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由几个政治局委员非法逮捕另几个包括党中央副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委员的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丑恶行径，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干不了的阴谋卑鄙勾当。紧随其后，在全国自上而下通过“揭、批、查”运动逮捕、判刑、关押、撤职、开除了大批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忠实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革命干部和共产党人，在全国制造了比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白色恐怖。之后，华国锋当上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第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为保住个人权位，采取投降主义伎俩，招降纳叛，把毛主席生前严肃处理的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且死不悔改的人如叶剑英、胡耀邦、万里、杜润生、胡绩伟、胡克实等之流拉拢出来主持有关部门的工作，当作自己的政治依靠力量，一九七七年又让死不悔改的最大走资派头子邓小平出来工作。相继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伪命题讨论为名，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路线;以所谓“建国以来党的重大若干问题决议”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路线;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名彻底翻“文革”的案，“解放”了“文革”时被打倒的走资派，为刘少奇平反，以此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组织路线。以毛主席为首的、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文革四杰”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生力量遭到根本摧毁，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果实被走资派篡夺、糟蹋，毛主席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被迫中断，马列主义新发展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被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被资产阶级专政所取代。从此，中国共产党遭受邓修集团绑架，修正主义的“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妖风四起，流毒横行。在修正主义反动路线、在资本主义复辟、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道路上打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一路狂奔。
从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看，是与邓小平“文革”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次复出后彻底否定“文革”搞翻案、对内压榨广大劳动人民、对外与资产阶级勾结投降美帝国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第三次掌权后就急不可耐地取消“75宪法”中的赋予人民群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自由的五大权力，后又去掉“惩治卖国贼”的条款?就不能解释他上台后为什么对那些刚复职工作的老干部们说“再也不用看群众的脸色了。”就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把广大农民经过几十年奋斗建成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强令解散而导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就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把上马多年且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包括运十大飞机和红旗轿车在内的200多个国防和民用尖端科技项目强行砍掉而以合作为名花费巨额资金引进美国大飞机和外国轿车(航天工业也要砍掉，还是他的改革爱将张爱萍看不惯据理力争才保留下来)?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些富起来的人大多都是靠巧取豪夺抢劫国家和人民财富得而来的权贵和外国资本家?就不能解散他为什么把已经普遍实行先进科学的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企业管理制度“鞍钢宪法”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一步步改为国有企业、厂长负责制、厂长承包责任制到私营企业和混合制企业?就不能解散他的徒子徒孙门把原本是国家和企业主人的工人阶级以“砸三铁”为名撵下岗六千多万工人兄弟?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一边压制国营企业、一边又以招商引资为名给外资企业大开绿灯和种种优惠国待遇?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做出购买美国打水漂的巨额国债和两房债券而美其名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荒唐之举?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多年来追逐外国资本家控制我国国计民生支柱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天量财富资源外流、环境惨遭破坏而成为殖民经济?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听从美国人主导我国经济政策的反常行为?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面对美日菲的一再侵略挑衅而采取的绥靖政策?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造成六千多万下岗工人、一千多万卖淫女、成千上万的“卖身工”、“黑窑工”和智障苦工、六千多万留守儿童、七千万空巢老人、二千多万失独老人、一千多万失业青年、几百万人自杀、二亿多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和三千多万光棍的悲惨现实?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造成一边少数人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财富而骄奢淫逸、一边大多数人受着住房、上学、就业、看病、养老、死亡和高物价的生活重压之苦?就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造成基尼系数高达0.73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现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维稳经费会超过军备开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邓小平上台后刮的“文革”翻案风、搞资本主义复辟、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道路的结果。
四、“文革”的性质
关于“文革”的性质，毛主席当年论述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还是用毛主席的原话来概括“文革”的性质最准确。毛主席在不同场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我们现在的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这次降价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我们的黑暗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思想和灵魂。”“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预演。”“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总要自己跳出来。这是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从以上毛主席的论述中，再结合“文革”的实际发生和各阶段的主题内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以下性质。
第一，鲜明的阶级性。“文革”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在社会主义社会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第二，强烈的专政性。“文革”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教育上等各方面对资产阶级及其一切翻动腐朽思想实行无产阶级的强力专政。第三，浓烈的民主性。就是实行以群众创造、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自由为主要权利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和企业、学校、文化等社会各项事业的管理。第四，广泛的群众性。就是充分地放手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揭露党内的黑暗面，监督各级党政机关，实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第五，独有的文明性。就是用“文斗”的方式在思想文化和灵魂深处闹革命，解决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及其反动势力存在的根源，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和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自觉性。是历来解决对抗性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所没有的文明的政治斗争形式。第六，斗争的曲折性。两大阶级的激励斗志引起的斗争反复和曲折，你胜我负多次存在，反反复复，曲折前进。第七，革命的综合性。“文革”是一场以“文化大革命”名义发起的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涉及到思想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民主大革命，有着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阶段继续革命的全面性、广泛性、深刻性、彻底性和前瞻性。第八，革命的对立统一规律性。“文革”是由人民的革命领袖主导的，有深刻社会背景和群众基础的，以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发扬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大民主为手段的，以反修防修、防止党变质国变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主要目的的，以大破大立、“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为方法的按照对立统一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的无产阶级新形式的大革命、大演习，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有她的对立统一规律性、试验性和延续性。第九，革命的长期性。由于斗争的曲折性决定这种文明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解决问题的，要通过长期的、多次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所要完成的经过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最终实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
五、需要辨明的关于“文革”的几个问题
在阐述“文革”的成果和意义之前，先要辨明有关“文革”的几个问题，以消除误解和糊涂认识。(一)、“文革”到底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是取得了伟大成果还是半途而废?这是认识“文革”成果、评价“文革”意义的一个重要基点。如这个基点确立不好，就不好对“文革”有一个全面、客观、准确的认识，更不能对“文革”意义进行正确的评价。“文革”后的三十多年来，邓修走资派、复辟派及其追随者们否定、诅咒“文革”，甚至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从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错误的，到“文革”十年过程是动乱的、灾难的，直到“文革”是失败的，把“文革”糟蹋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一败涂地。有些糊涂的人民群众也跟着说“文革失败了”还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专门研究“文革”的学者或革命者，随大流、跟主流成习惯了。而使我不明白的是，当今一些左派、毛派、革命派一谈起“文革”，就口口声声说“文革失败”云云，尤其是一边高谈“文革”的成果和意义，一边还忘不了说“文革失败了”，这种现象实在让人不解。你这不是有意无意地在替邓修走资派、复辟派和反革命派说话帮腔吗?你这样说符合客观事实吗?你不是没有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文革”吗?你不是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评价“文革”吗?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实现了毛主席的预期目标，达到了演习的目的，收获了很大的革命成果，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这是客观、公正、科学的认识和评价，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左派、毛派和革命派，或者最少是糊涂人;那些不承认“文革”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持“文革失败论”者是非常荒唐、反动的。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邓小平抹杀文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把文革说得一团糟，这是他的阶级本性。”反动派们这样说是出于他们的反对立场和阶级本性的别用用心。人民群众和革命者就不要再为他们帮腔说话了。
“文革”后的走资派头子为了报一己私仇，复辟资本主义，极力抹杀“文革”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否定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恶狠狠地诅咒“文革”失败了，并指使无耻的乞食文痞胡乔木“要把文革说得像日本鬼子进村那么坏”，以此证明“文革”搞错了。很多糊涂着也忙不迭地随大流、跟主流人云亦云，只怕别人说他不时髦，以此表明自己立场坚定，与上边保持一致。但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左派、毛派、革命派人士也说“文革失败了”，你这不是有意无意地站在反动的走资派和那些无耻的文人一个立场了吗?你也不想一想，“文革”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说“失败了”，不正好说明毛主席当初搞错了吗?还有“文革”的意义所在吗?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吗?无论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政治决定——中共党的“九大”、“十大”及其所有中央全会和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报告、决议、《党章》、《宪法》，都明确无误地载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还是当时的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要会议或外交场合都在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就包括邓小平那时也在国内会议上和七四年世界“联大”上都肯定“文革的伟大胜利”，邓小平亲自写的检查、七二年八月写给毛主席的信、七六年写给华国锋的信、七七年刚复出时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都言之凿凿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不相信以上这些全是逢迎虚妄之说，这些都是白纸黑字、有历史记载的。但是，毛主席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在党内“文革这件事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他对“文革”功过、成败的评价为“七三开”，即功劳成绩占七，缺点错误占三。我认为毛主席这个评价是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这说明“文革”的胜利、成果是主要方面，是主流;错误教训是次要方面，是末节。不能把走资派、阴谋家篡夺“文革”伟大成果的反革命阴谋结果看成是“文革”本身的失败，他们的阴谋正说明了他们的倒行逆施、穷凶极恶，如果把“文革”看成是失败的，从客观上减轻了走资派、阴谋家们的罪恶，在为他们反动行为开脱罪责。总体看，第一次“文革”是成功的，是一场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政治革命、群众运动，达到了毛主席说的“文革是一次演习”的预期目标，并取得了很多重大胜利成果，有着伟大的意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教训。
(二)、“文革”残酷吗?不讲法制吗?那些走资派、复辟派和少数处于权贵地位的剥削者别有用心地污蔑“文革”的批斗太残酷残忍，不讲法制，不讲民主，没有人道，践踏人权。他们制造这些烟幕弹主要是为了蒙蔽人民来达到他们否定“文革”、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一些“好人主义”者、善良富于同情心的人也上了前者的道，跟着人云亦云，无意识地再去蒙蔽下一代人，这正是那些反动派求之不得的。要明白这个问题，应从三个层面来认识。其一，历史上凡推动历史前进、人类社会进步、解决激烈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手段就是武装斗争的暴力革命，简称“武革”，这要导致多少人(无论是正义方或非正义方)掉脑袋，革命者是“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生命，反革命者最终身首异处甚至被全家灭门株连九族，许多无辜百姓也跟着遭罪甚至丢了性命。而在两大阶级对决之前或对决之中，采取文化革命即“文革”文斗的方式不是比以前的“武革”文明到天上去了吗?无论哪一方受伤害的程度与“武革”相比还值一提吗?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受压迫受剥削者要反抗要革命肯定要牺牲许多包括自己的生命，而剥削压迫者也要拼命抵抗来维护他的阶级地位和利益，这是阶级立场、阶级本性和社会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形成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定律”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因此在阶级社会中，解决阶级矛盾、搞阶级斗争用“文革”的办法是文明的、进步的，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它通过抓个别或少数犯错误的典型，发动群众批判其错误的思想、触及人们阴暗的心理和自私的灵魂，促使犯错误者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同时避免大多人不犯错误，以此来解决矛盾和问题或者把更尖锐的矛盾更复杂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减少社会各方的损失和社会动荡。无非是在广大群众的批斗中出现一些过激的现象(在刚开始是难免的，当然走资派民愤大的原因是主要因素。以后完全可以避免)，使被批斗者受一些人格侮辱或皮肉之苦或委屈，这在革命大潮的主流中实在是细微末节了。其二，在建国前的土地革命和建国后的土改、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四清”、“社教”、“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对那些几十年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其他坏分子、走资派和官僚权贵进行批判、斗争，甚至给他们戴高帽、挂大蒜、“坐飞机”等，出出广大群众多年心中的恶气，都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有人称之为“政治放疗”。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可避免的群众自发的行为，与肉体消灭或判刑收监相比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明政治行为，就像当年农民土地大革命时期农会行为被国民党反动派成为“痞子运动”一样。关键是被批斗争者如何认识、如何对待，如果他一直持抵抗的态度，说明他顽抗到底，与人民为敌。实际上，大部分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思想都转变了，改过自新了，改造好了，真心成为一名新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文革”中被批斗的一些走资派、官僚权贵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挨批斗能够正确对待。如中央级的罗瑞卿、黄克诚、纪登奎和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及多数老革命、老干部等。只有少数人拒不认错、死不悔改、顽抗到底(如刘少奇)，或者有些人是阳奉阴违，当时认错很好，内心抵抗以图伺机翻案(如邓小平)。其三，，“文革”中的批斗过激行为一开始是走资派操纵发生的、不是造反派群众先搞的。当时的党内走资派当权者为转移斗争方向，指使王光美、胡耀邦们先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师生群众并进行残酷无情地打击在前(在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节详述),全国各高校纷纷效仿北京高校的做法，造成被冤屈的师生成千上万。正因为有她们先作恶在前，而造反的师生群众出于义愤填膺地节详述),师生群众批斗走资派在后(由于义愤也有过激的行为，给王光美挂大蒜也在情理之中，恐怕也抵消不了她作为揪斗师生的始作俑者所造成的罪行。)，难道说不应该吗?真要说不应该发生，那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走资派及其走卒们可以残酷无情地对待群众，而群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残酷了，不讲法制了，不文明了，有这样的道理吗?九十年代王光美生前认识到：“从现在看，毛主席当时搞文革是对的。”总算良心未泯。对于群众批斗的其他一些走资派和官僚权贵，结合他们复职后腐化堕落的所作所为及其子女所犯下的罪恶看，杀头坐牢都是罪有应得，还能说那时“没有法制、民主和人权吗?”他们作恶作威作福时，他们的子女巧取豪夺抢劫国家和人民财富时，何曾有过“基本法制、民主和人权”?我认为，站在最广大的工农商学兵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文革”是广大群众对走资派和官僚权贵的批斗，是最好的法制和文明，是最大的人权和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民主、大法制、真人权、真文明。实际上对那些走资派和官僚权贵者们来说，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是一次拯救。
(三)、“文革”究竟该不该搞，不搞行吗?为什么不能避免呢?有哲学和和社会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于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矛盾所决定的，阶级社会的发展是由于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变化所决定的，二者都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且是主要矛盾。苏联的实践证明，斯大林刚在“一五”计划完成后就过早地宣布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存在了，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了，结果导致到一九五六年苏联变修，而中国自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直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的“八大”时由于刘邓反动的思想路线占上风，否定了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引起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加突出。所以导致在“反右”基础上又搞“四清”、“社教”运动，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但效果很不理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越来越明显。这是发生“文革”的阶级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作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主席，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或主观否认。阶级斗争必然要爆发，作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来解决越来越突出的解决矛盾和社会矛盾?如听之任之搞资本主义，那么多年的革命就白搞，千万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亿万劳动人民再沦为受剥削压迫的地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尖锐，必然会引发更剧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将会有多少无辜的人死掉;如不听之任之，就要提前采取措施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或把暴露出来的问题减少到最小。按常规简单的办法就是动用武装暴力或国家专政机器，采取杀头、抓人、收监、撤职、开除、株连的办法，在短期内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但有两大问题无法解决。一个是广大老百姓没有意识到刚翻身随之而来的安定幸福生活会有再失去的危险，更不明白这个危险还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尤其是带领人民闹革命的中央领导、老革命、老功臣、老干部。如对他们大开杀戒，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第二个是虽然把走资派的人解决了，但广大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是不能从中受到应有的教育，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还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不能铲除，资本主义复辟还会发生。只有通过发动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革命运动，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方面对犯错误或抱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人身伤害少，另一方面群众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中提高思想觉悟和事物辨别能力，真正成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主人，而不是千百年来“靠清官大老爷为民做主”。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文革”必然要发生，只有“文革”才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唯一的正确的、进步的、科学的、有效的斗争形式。
(四)、“文革”到底是不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对这个问题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如果不是因为糊涂、不用自己脑子思考、上面怎么说我也怎么说而无视客观存在的事实，余下的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的问题。为什么“文革’当时党内权贵走资派极力反对，而广大老百姓非常拥护?为什么党内权贵走资派那么恨“文革”怕“文革”到恨毛主席反毛主席，而广大老百姓却欢呼“文革”怀念“文革”进而更加缅怀毛主席、觉得毛主席因为“文革”而更加伟大?为什么现在主流社会、主流媒体说“文革”时代那么坏，而大多数老百姓则说“文革”时代那么好?为什么官方否定了“文革”后社会则一步步滑向了正是当时“文革”所批判的、所反对的臭泥坑?为什么在官方否定了“文革”的几十年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由国家的主人重又沦落到被压迫被剥削生活困苦的艰难境地?为什么现在一提“文革”就马上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而造成严重的官民对立、认识撕裂的社会现象?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文革”时代究竟是不是向走资派们所宣泄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越来越证明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别有用心的人施放的烟雾弹，是反动派故意投放的迷魂药。因为他们闭着眼睛说瞎话，完全否定了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伟大的经济成就，也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巴否定了邓小平在“文革”时亲自写的检查和先后给毛主席、给华国锋的信以及他第三次刚上台时讲话对“文革”时期经济成就的肯定。他们这种出尔反尔，信口雌黄，只能说明他们另有图谋。
六、“文革”伟大成果和伟大意义
弄清楚了以上问题，对“文革”的伟大成果和伟大意义就好认识了。因为“文革”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其成果、成就、意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盘踞在党内多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自下而上揭发暴露了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里占据要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走资派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受到全国人民的彻底批判，避免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复辟，使我国资本主义复辟推迟了三十年。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伟大实践的胜利，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新阶段，标志着毛泽东主义的诞生和成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如下：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尤其是毛泽东主义得到深入、广泛、持久地宣传学习的十年，使全国各族人民和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主义的认识水平有一个空前大提高、大普及。人民群众正在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代替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用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新习惯代替代替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大解放，用毛泽东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打破了封资修思想的桎梏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束缚，马列毛主义占领了主导地位。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社会正气上升。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官僚体制和资产阶级专政机器“公、检、法”，成立了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的新型高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江山。“文革”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揭露党内阴暗面，监督各级干部，监视一切反动派的一举一动，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企业、学校、文化等一切事务，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空前巩固，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政权性质。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所创造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斗争形式，通过一九七五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得以肯定和巩固，使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权利在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根本大法上得以确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来的宗法组织体系、家族组织体系、黑帮组织体系、夫权家庭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组织体系及其思想残余，从根本上解放了广大劳动人民和广大妇女，使她们能够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各行各业建功立业。
(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正确方针指引，使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强大的国防体系、发达的水利排灌体系和已经形成并正在完善的大众教育体系、大众科研体系、全民卫生服务体系、全民商业服务体系和全民福利和民生保障体系，到一九七六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第四大国民经济强国、第三核大国、第四科技强国和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计划到二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崭新国家。
(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交往的外交政策和毛主席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指导，我国“文革”十年外交成就突出，国家地位猛升，恢复“世界联大”席位并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与一百一十八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一百八十多个国家正常往来。由于毛泽东主义的输出、“文革”的对外影响，我国成为第三世界的老大哥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领袖。取得了珍宝岛自卫还击战、西沙保卫战、抗美援越和支持亚非拉各国、中东地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以及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傲立于苏、美两霸之间，成为第三极。取得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骄人成绩。
(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亿万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得到教育、锻炼和成长。在毛泽东主义的哺育下，培养、造就了千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并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方面面的骨干力量。
(十)、作为第一次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给今天和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政治遗产和精神财富，提供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实践证明：“文革”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有效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付一切反动派的“精神原子弹”，是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
八、“文革”的教训和给我们的启示
今天，我们认识了“文革”的伟大成果和伟大意义的同时，也要弄清楚它有哪些教训?我认为“文革”留下的教训正在于毛主席所说的“三分错误”上。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第一，“文革”发生的客观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毛主席在发动“文革”前期根据国内形势和国际共运出现的情况做了认真研究和充分的理论准备，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理论产生的客观基础虽然有苏联、南斯拉夫变修和国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的存在，但毕竟国内还是社会主义占主流，是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老干部不理解，广大老百姓没有明显的感觉，觉得仍然是红旗飘扬，没有反面教材作有力的支撑。但毛主席已经七十三岁高龄，有时不我待和“只争朝夕”之感，“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在有生之年给自己的人民指引革命的方向，留下一个鲜活的革命教材，促使群众觉醒，所以“文革”没有得到昔日大多数战友和同事应有的支持，造成领袖超前于群众，影响了“文革”正面意义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并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任何革命都要等到条件完全具备后发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都带有很大的突然性，巴黎公社革命、苏联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各根据地的建立、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等都是仓促上阵的;第二，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文革”的认识不到位、不深刻，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有些糊涂的群众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有劲使不到正地方;第三，由于上层走资派顽抗到底，千方百计阻挠、干扰、破坏“文革”，反抗力大，被走资派利用搅浑水，从而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群众武斗，打人)，影响了“文革”的正常进行和正面意义;第四，当时支持“文革”的革命派团结不够。一个是指革命内部没有很好的团结，另一个是革命派前线领导人(江青、张春桥等)原则性很强，但忽略了斗争的策略，没能争取和团结大多数老干部站到革命派这边来，或者至少做到减少对立面和抵抗。所以造成了革命力量无谓消耗，影响了“文革”作用的发挥。有时还给走资派和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使革命派、造反派群众受到重创，革命力量减弱，对走资派没有造成致命的打击;第五，由于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一向宽大政策和广阔胸怀，对那些死不悔改的、顽抗到底的首恶头子改造教育有余，组织处理过宽，正面批判有余，强制惩处不足，打蛇僵而不死，留下后患(应该对屡教不改的邓小平开除党籍，对在“文革”和“六四事件”中都有暗地见不得人行为的叶剑英撤职、留党察看，对有异心的汪东兴严重警告、调离要害岗位等)。
上述教训是毛主席在世时所存在的，在全国的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与“文革”的伟大成就相比，是末节，不影响“文革”的伟大，掩盖不住“文革”自身的光芒。但在之后还有一个沉痛的教训使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毛主席逝世后中央核心八人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前进，辜负了毛主席的信任和重托，作为主要方面的华国锋背叛了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政治遗嘱和原则，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耍起阴谋诡计手腕，搞军事政变非法抓捕江青等中央领导，自毁政治依靠力量;而江青等革命派低估了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和当时的严峻形势，对反动势力和阴谋家缺乏防范。对毛主席的“要搞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的教导以身作则，但不能忽视对手搞阴谋诡计。革命原则很强，很注重正面的革命批判，但缺乏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至少要使八个人沟通思想，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前提下减少内部斗争，统一思想，稳定内部，共同度过危局。社会主义阵营华、江的分裂，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被走资派夺走，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被中断，使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被毁坏，无产阶级专政被资产阶级专政所替代，资本主义复辟得逞，广大劳动人民重又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许多启示：一个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与党内官僚修正主义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斗争是不间断的，一刻也不能放松。要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坚持和运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落实好“文革”的胜利成果《十大党章》和《七五宪法》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管理原理，深入持久地开展“斗私批修”的斗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占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高地，不断地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一方面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运用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权利，揭露党内的黑暗面，使各级党政机构及其国家管理人员的“私”和“修”无藏身之地，无机可乘;另一方面要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倾向狠狠地予以批判，对顽固地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和一切反对、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势力狠狠打击，从根上予以铲除，不留后患。要使各级政权牢牢掌握在马列毛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手里，巩固由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工农兵群众“三结合”组成的、精简高效的各级人民革命委员会政权，行使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管理国家和军队、企业、学校、文化等一切事务的民主权利。要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要牢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教导。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断地吐故纳新，增添革命的新鲜血液，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葆青春，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文革”告诉我们，要靠“斗私”改造人性，靠“批修”改造党性，靠“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搞好自我革命，靠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的人民群众大民主搞好政治革命，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革命搞好思想文化和社会革命，靠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下的“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和“鞍钢宪法”民主管理搞好经济革命。这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
另一个方面，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已经上台，资产阶级专政已经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正在或者已经复辟，无产阶级革命者更要坚定马列毛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和“造反有理”、“继续革命”的大旗，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不懈地与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及其帮凶做坚决的斗争，运用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武器和《七五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党的九大、十大和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有力武器，搞好革命大批判，推翻修正主义者窃取的权利和其所走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及其反动路线。要区别对待敌我矛盾，对其罪大恶极者要予以严惩;对叛国投敌者要血腥镇压并实行政治株连政策，让他们付出成倍的代价;对犯罪较轻的敌人和犯严重错误但属于内部矛盾的，交给群众实行劳动改造。把政权牢牢掌握在马列毛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手里，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管理制度。
通过“文革”这块试金石，还可以辨别、区分清楚不同立场的人群，以利于分清敌我友。就当前来说，可以这样区分：1、拥邓拥毛否定“文革”的人，是真拥邓假拥毛，抽象拥毛，具体反毛，这是官僚权贵特色集团、修正主义分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帮闲，这是特色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反动路线是继续革命斗争的首要目标，他们中的人是革命分化瓦解的对象;2、拥邓(有的会否邓)反毛反“文革”的人，是国民党反动派遗存分子、极右分子、美帝国走狗、西化卖国分子、汉奸买办和分裂势力，是依附于前者的修正主义反动路线而生存的，是继续革命的次要目标，也是革命需要彻底消灭、斩草除根、人人可得而除之的对象。前者是后者得势的根源和靠山，后者是前者存在的社会基础，二者互相勾结也互相斗争，但在特定时候也可能会合流;3、拥邓否毛否定“文革”的人是右派、没有改造好的走资派、官僚、黑帮势力和没有良心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特色统治集团的依靠力量，是继续革命又打击又争取的对象;4、否邓拥毛否定“文革”的人，是良知未泯的中低层官员、普通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假毛派、部分市民和民族资产阶级，是继续革命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5、否邓拥毛拥护“文革”的人，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左派、毛派、革命派和有良知的党员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的中坚力量;6、反邓拥毛拥护“文革”又拥护江青等“文革四杰”的人，是坚定的、彻底的革命派，是继续革命的领导力量。
毛主席通过“文革”告诉我们：“牛鬼蛇神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走资派和一切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隔七、八年还要跳出来，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非跳出来不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就来一次。”“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和扫地一样，扫把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代革命实践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推翻剥削压迫的反动政治制度，取得彻底的解放，“巴黎公社”革命、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文革”不成，就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用武装革命的暴力推翻修正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前进的正确方向，无产阶级革命伟大事业是正义的，任何反动的力量都不能阻止人类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步伐，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永存!
马列毛主义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
二0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成稿于郑州
(作者齐奋举语：本文篇幅较长，但内容叫详实，客观公正，便于读者详细了解“文革”全貌，提供一些思考的题目。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上资料所限，记忆有误，有很多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指导、批评、修改或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