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和文革的近代思想史起源，都很容易追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那时，毛泽东就已经确立了中国文化大本大源的改造：“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文革正是动天下人之心，是毛泽东因救亡(反帝而争民族独立)而押后数十年的“动天下人之心”的伟大构想的全面实施。
文革从一个方面讲显然是源于自身安全需要应对外部力量的一次行动，是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后，在社会主义基地上文化重建的浩大工程。这个工程不可能回避外部力量的冲击，也不可能抛弃一切传统的东西，必然是在传统和外部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获得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文革正是毛泽东为此而做的努力，其思想动力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就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又不失现代性。所以我们看到文革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显然不是一个经济或者政治的概念，“洋为中用”还可以肤浅的解释为借鉴人家的科学技术，重弹“西学为用”的老调，但是“古为今用”则是只能是从传统文化层面来解释，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改造之而为现代中国所用。
从 1957年到1964年，我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拒绝工农兵大众，这为毛泽东酝酿文革确立了近时间段的思想基础(远时间段的思想基础如上文所说是在五四时期)。毛泽东虽然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是早在四清问题上和刘少奇起冲突，就想拿下刘少奇，但是1966年标志文革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参与做出的，毛泽东还要求刘少奇本人主持文革，这明显是给他一个改正以前“路线错误”的机会，以观后效的举措，刘少奇显然对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对自己过度自信(李捷对毛泽东“大权旁落”才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夺权的无稽之谈也予以了驳斥，我一点我是予以采信)，于是就有之后的文革的全面发动。
文革本来也是小范围的，目标是向上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故意扭曲文革本意，把矛头指向基层群众，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最后的信任。于是，在刘少奇的干扰和毛泽东的反干扰的对抗性互动中，文革就从局部性演变出全面性。毛泽东是顺势而动，把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的改造设计，在这个运动中加以了实践。在“干扰”和“反干扰”问题上，我无法采信李捷的意见。他显然认为刘是反干扰者。事实上，毛泽东才是反干扰者。文革的头两个多月，是刘以文革主导者的身份，用向各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矛头指向学生和普通教师，方便地干扰了文革的目标和实施过程，毛泽东从杭州回来之后，反对他的做法，试图拨正文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之后，刘少奇就不很方便直接干扰了，于是就采取非常手段干扰。根据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该书成书为80年底中期，较早，当时还没有敢公然的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所以披露的资料就很微妙，有可信度)，刘少奇被彻底罢官之前还是参与最高层的会议的，中央最高层的决议刚一形成，高干子弟云集的北大清华和一些中学如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的学生就知道了决议内容，高干子弟们会有针对性做出应对，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如上文提到的“联动”组织，该组织大肆打砸抢，最猖狂的时候居然向全国发出通电，严重制造社会动荡，以至于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出面解决他们的问题，许多学生和群众也参与对他们的围剿。当他们最终被制服的时候，一些成员四处散发传单，“联动永存”，“联动打不倒”，“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部”等标语就见于很多学校，一些“联动分子”还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上高喊：“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这些显然不能简单解释为这些高干子弟们个人的行为，尤其是“毛泽东正确不正确十年后见”明显的是那时失去权力的走资派的内心写照，不是一般中学生能够想得出来的，因为毛泽东自那时以后很可能活不过十年了。十年后，毛泽东死了，果然就被定性为不正确，这绝不是偶然的。关于“联动”的公开资料直到现在还十分有限，见诸网络的也都有美化联动或者避重就轻的痕迹。这明显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当时走资的当权派后来的改革当权派——“改革就是走资”，在这里二者合流了，以此为认识基础，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这就是说，当时只要刘少奇不从政治上被彻底打倒，整个社会就不能安定!而刘少奇本人即使被打倒，他的整个班子还在，问题也不见得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刘少奇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曾经以退为进请求辞职，以保护其整个组织体系和成员，以图东山再起。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辞职，而把他的问题交给全社会来批判解决，以此教育全民，达到了动天下人之心的目标。这又显示毛泽东远见卓识，如果没有这次让刘作为现实的反面教材，文革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的重大事件，人民关于文革的认识也不可能到今天这个程度。这里没有什么毛泽东的阴谋，只有毛泽东教育人民的阳谋。李捷说“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而过度的使用了群众运动”，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要解释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是法国右翼学者傅勒在其《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今天，阐释文化大革命的人比比皆是，但这些解释者中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人，却凤毛麟角。这就决定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或者反思或者批判，由这些人来做，只能是歪嘴和尚念经，再好的经也被念歪。带着心理的抵触，是无法宁静以致远的，再带上政治偏见的哈哈镜，在苍蝇的眼里，世界就只有大粪了。由谁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由政治家或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捷们吗?由告别革命的李泽厚刘再复们吗?由仇恨毛泽东的茅于轼袁腾飞们吗?由刻苦研读中国历史为试图再度奴役中国的西方政治家提供思想武器的外国学者吗?靠张宏良一类的自诩代表工农大众的半吊子吗?靠工农兵自己吗?我对所有这些人保持警惕，对于工人阶级的警惕不是来自阶级立场的对立，而是来自对他们能力的怀疑，工农兵他们有天然的历史洞察力，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哲学理解力和哲学武器。工人出身的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决裂就是一个缩影。对于非工人阶级的一切人，警惕不是来自他们的能力，而是来自他们所站立的阶级立场和他们的主观的动机。站错了阶级立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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