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刘源对毛刘的评价
近几天，凤凰网又别有用心地贴出刘源的一篇《刘少奇之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的文章，强调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错误的，刘少奇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该文的中心是：“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
这段话简单明了的说，就是：刘少奇反对社会主义。在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刘少奇主张废除社会主义制度退回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就是要继承刘少奇的主张废除社会主义制度退回新民主主义的“退够”论。这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倒退的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倒退才能“退够”。
显然，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的社会。列宁在谈到“过渡”一词的含义时说，“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他还说，“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个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同上，第59页）而且，过渡时期不可能是很长久的，否则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必然会渗透到共产党内，导致党和国家的蜕化变质。刘少奇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1948年12月25日 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作关于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时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阶段中，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渐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可能的。”（《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版，第173页）
至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更不存在废除社会主义制度退回新民主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提是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而且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发展，怎么能向新民主主义倒退呢？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向新民主主义倒退，实质就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培育资本主义，结果只能是走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用刘少奇主张废除社会主义制度退回新民主主义来“歌颂”刘少奇比毛主席“英明”，实际是批评刘少奇。
且不说《刘少奇之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是真是假，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假如刘少奇还活着，会赞成利用“退够”论歌颂自己，批评毛主席吗？
历史已经很清楚了：大跃进期间正是刘少奇等人正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始作俑者，而恰恰是毛主席力纠五风。（见附录2及张宏志著作《还清白于毛泽东》）。大跃进出现失误，毛主席为了保护刘，主动在七千人大会上认错承担责任。（试问后来改革开放出现那么多那么大的失误，有谁出来主动认错？）而刘则从大跃进期间的极左又跳到极右，大搞三自一包，要求“退够”。与刘相比，毛主席显然更加理性、成熟、高瞻远瞩，再加上四清时的对立，毛主席出于考虑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才决定重新选择接班人。
此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废除社会主义制度退回新民主主义的“退够”论30年来带来了什么：
――成功由一个基本消灭了失业，农民有集体，工人有企业，知识分子有事业单位……人人都有“铁饭碗”的国家倒退成了一个失业人口有2亿，就业人口也面临随时失业危险的国家。
――成功由一个实行福利分房制度，住房基本不花钱的国家倒退成了一个1998年到2008年10年房价就增加了16.6倍，相对于房价来说人均月工资下降了75%，人民成为“蜗居”中的“蚁族”的国家。
――成功由一个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公费医疗的免费医疗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的国家倒退成了一个医药费飞涨，人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相当普遍的国家。
――成功由一个物价稳定，几十年没有上涨的国家倒退成了一个物价飞涨，几乎年年都要高喊“一定要使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物价增长速度” 的国家。
――成功由一个几乎没有腐败，个别腐败分子腐败金额一般在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倒退成了一个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腐败金额动辄数千万甚至数亿的国家。
――成功由一个基尼系数只有0.18，世界上贫富差距的最小的国家倒退成了一个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529和0.561，“普通工人工资300元，总经理工资300万”的“总体上不存在两极分化，但是贫富悬殊的现象十分普遍并且日益严重”的国家。
――成功由一个未雨绸缪，水利工程大量兴修的国家倒退成了一个水利工程大量荒废，欠账三十年，出现“工程性缺水”，“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没雨旱灾”，“百年不遇年年遇”的国家。
――成功由一个不知破产为何事，形成了一套“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为中心的比较完备的工人民主管理体制的国家倒退成了一个国营企业80%破产，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恶性膨胀，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被彻底废除的国家。
――成功由一个清除了卖淫现象，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妇女干部比例高达30％左右，居世界第一位的国家倒退成了一个2000万妇女被迫卖淫，买卖婚姻日趋严重，妇女的地位在世界上的160多个国家中排列为132位的国家。
……
试问，面对今天的这种形势，如果刘少奇还活着，他会喊出：“历史证明了当年毛主席是错误的，我的‘退够’论才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倒退的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倒退，让更多人下岗失业，更多妇女被迫卖淫，更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才能算‘退够’”吗？
毛主席时代的社会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是最平等的，但是，中国当时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权。如果停止对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特权的限制，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必然希望利用已经享有的特权不断扩大特权，支持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部分人构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毛主席生前清晰的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群众运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当初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这是很正常的。毛主席说我们党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不是说这些人本来就不懂马克思主义，而是说这些人建国以后，地位变了，心态也变了。他们不是自觉的，而是本能的背离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意无意的忽视剥削压迫制度的恢复的危险。同时，正因为毛主席时代社会问题很少，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错了，反而感觉毛主席担心剥削压迫制度复活是杞人忧天。像刘少奇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如上文所述，他在建国前的1948年是非常清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短暂性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可是如果刘源所述属实，1962年的刘少奇却忘记了这些自己曾经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退够”论。废除社会主义制度退回新民主主义有利于恢复剥削压迫制度，对掌权的自己有利。也正因为如此，80年代初4000名老干部大讨论时，大部分赞成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包括魏巍、马宾等人。
可是，30年来以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殖民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也教育了老干部。如今当年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老干部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不再是本能的，而是自觉的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在利己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目标的“改革派”，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褪掉共产党的外衣，勾结国际垄断资本建立彻底的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政权；另一派仍然坚持当年革命精神，他们在改革年代逐步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用意，改正了过去脱离群众的错误，主张以科学的、发展的、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待文化大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市场化、私有化、产业化、殖民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进行斗争。
赵ziyang、万里是前者的代表，魏巍、马宾是后者的代表。其实今天两者对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故意说谎，硬把毛主席时代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的问题推给“旧体制”，靠“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种明显逻辑不通的谬论来掩盖自己的险恶用心。
假如今天那些跟随毛主席的革命老人们还活着，经过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后，只要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还坚持当年的革命初衷，会怎么理解毛主席的晚年？魏巍、马宾、李尔重等人同样是文革中遇难，改革开放初期都是拥护改革的，但是在八九动乱、苏联解体、中国干部的迅速腐败、中国市场化私有化殖民化的严重危害等一系列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毛主席晚年的高瞻远瞩，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要反复辟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其实一大批革命元老在晚年都有所悔悟，比如当年中顾委的大批革命元老都极力抵制赵ziyang、万里等人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遗憾的是赵ziyang的这些措施都在97年后被他潜伏下来的手下全部实行了，在吴敬琏、高尚全等汉奸学者的误导下，中国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接受WTO苛刻条款、大力引进外资，中国搞起了比美国、欧洲还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再比如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ziyang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文革中被当做刘少奇死党而被打倒的彭真，在晚年又怀念起毛主席，他不同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并列，他提出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改革开放不能高于四项基本原则。而王震死前遗言，毛主席比他多看了五十年。要知道，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人生前，资改派搞的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化改革开放的恶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呢。如果他们活着，只要不背叛自己的理想，一定是坚决的拥毛派。
所以，假如刘少奇还活着，只要他不像赵ziyang、万里那样成为汉奸卖国贼，只要还有一丝一毫当年的革命理想，就绝不会拿当年错误的“退够”论来拔高自己，反对毛主席。相反，他会和魏巍、马宾（或者还有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等老干部一样，虚心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主张以科学的、发展的、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待文化大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市场化、私有化、产业化、殖民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进行斗争。
也许正因为如此，王光美老人才在临死前力主撮合毛刘两家？否则她为什么不在80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做这件事，而恰恰在毛泽东热此起彼伏的时候出此举动呢？刘源将军是否理解母亲的高瞻远瞩、良苦用心？
评刘源的《刘少奇之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
刘源的《刘少奇之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表面是赞扬刘少奇，实际上为批评刘少奇的人提供了许多材料，甚至很可能包括一些不实之词。
⒈“文革” 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评：如果刘少奇真的把党内决策的详细过程向儿子透露，是否违反保密纪律？
⒉“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
评：众所周知，“饿死三千万”纯属造谣。何况追究浮夸风的责任，正是刘少奇等“一线”搞出来的。（可参见《正确认识历史，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评刘源谈史》）饥荒最严重的河南、安徽、四川三省一把手都公认是“一线”的铁杆部下。比如河南大搞浮夸风的吴芝圃在文革被批斗，而改革后被彻底平反。
⒊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
评：众所周知，西北三案（高、彭、习）是一码事，都是“一线”搞出来的。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说：“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⒋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 评：如果这话属实，那就是刘少奇一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向新民主主义（即共产党掌权的资本主义）倒退。
5.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
评：“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怎么可能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王光美的作法是严重扩大打击面，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她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
6.“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
评：显然，刘少奇主持的“后十条”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纯属胡闹。“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形左，“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是实右，社会主义建立好几年了竟然还向新民主主义倒退。毛主席对刘的批评完全正确。
7.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评：显然是毛主席主张整顿干部，反对官僚特权及其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仅仅主张整过去的地富，不赞成在全体干部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
8.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当时生产资料已全都公有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随时都有权力异化的危险）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并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
评：前面已经讲过，毛批评刘要么只搞地富，要么将矛头对准群众及基层干部，就是不敢彻底整顿高层官僚，挖掉官僚主义的根子。可见刘并没有像毛那样将官僚主义看得那么严重，刘实际上在声东击西保护危害极大地高层官僚主义。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担心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复活（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属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改革开放的现实与实践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担心是正确的，比如万里等人选择和资本家黄光裕等人勾结在一起，这叫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去当封建社会的地主。事实证明毛时代出现的刘所极力主张的官僚特权、物质刺激、三自一包分田单干等等的确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苏联的解体后走向了资本主义，也证明了这一点。（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