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原标题）首都三司，朱成昭，以及”帅府“公主”
原作者：邢天行
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举行的焚书活动
红卫兵将孔庙内的书籍牌匾及文物进行焚烧
多难”公主“叶向真（即凌子）
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
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
彭德怀在”文革“中被批斗迫害
后排从左至右：叶选平、叶选宁、邹家华、叶楚梅、吴小兰、叶向真
（因为网络故障，此文晚发了一天，没有赶上五一六，有点遗憾――晓）(2013-05-17
)
今天是5.16四十七周年。知道这个日子的人可能已经不太多了；知道这个日子而且还时不时想到它的应该更不多了。对一个被”有组织地“地遗忘自己的真实历史的国度，我们确实不能有太多的奢望。
五月份还有一个日子却会被永远记住，即使你忘记了，这个国家还会提醒你：1933年5月10日。80年前的这一天，德国纳粹在攫取权力后，”自下而上“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焚书活动，在柏林歌剧院广场和全国各大学，受纳粹思想影响的大学生（！）和教授（！），焚烧了成千上万册”非德意志思想“的书籍，由此揭开了欧洲现代史上（前苏联除外）文化专制最黑暗的一页。我虽然只能从书本上读到有关史料，但我却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因为在中国，5.16引发的“扫四旧”中，也有大批珍稀书籍被毁之一炬，这些都是我们经历过的，由此及彼地想象并不困难。虽然这两个日子所造成的的黑暗，绝不仅止于焚书，但焚书是暴政的信号，从秦始皇开始，就没有变过。
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因民族而异的，那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黑暗历史的记忆。德国人对自己祖辈罪行的毫不留情，已经到了令我们很不好意思的地步。5月10日前后德国报章，电台，电视台对80年前这场闹剧”连篇累牍“的回忆，评论，分析，访谈便是证明。它和中国今天对5.16的集体失语形成了鲜明对照。
因此我的良心深处便要我发出一点点声音，哪怕这声音小的只有我自己能听到。
找出来朋友不久前发给我的一篇文章，是从5.16讲起的，讲的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多多少少听说过，或者经历过的事，也填补了一些认知上的空白。作者是邢天行，为了节省篇幅，我做了删节，另加了小标题，但没有改动内容。题目也稍作了改动。喜欢这篇文章，是因为它是叙实的，不感情用事的，不强加于人的。
一个民族有过发疯的时代，其实并不可怕，也非耻辱。狂热至极，也就是清醒的开始，如当年的朱成昭，叶向真，也如当年的我们。可怕的是为了一己私利，“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掩盖这种曾经的疯狂，掩盖的结果便是集体的浑噩。“抗日神剧”一类精神产品，便是现代版的“刀枪不入”。中国人今天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浑噩和犬儒，其实是怪不得他们的，他们本来可以活得头脑清醒如德意志民族一样。掩盖真实，便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开始。
以下便是我向大家推荐的原文――晓
2013年5月16日
首都三司，朱成昭，以及”帅府“公主”
一 序曲
1966年5月16日，中共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是副组长。此小组在文革中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主导了国家一切事务。
随后，毛泽东派陈伯达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领导工作。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布，它宛若一颗爆炸了的毒气弹，让神州大地都疯起来。同一天，毛泽东批示，全文广播和在全国报刊刊出北京大学聂元梓7人的造反大字报全文。中央电台立即向全国广播此大字报，《人民日报》等报纸于第二天后开始刊发。由此，文革燃烧起来，全国上下兴起造反运动。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在班级所贴的大字报上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造反，反对学校党委和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大发生了6.18揪斗师生和干部的事件，几十人挨打。
“6.18”事件遭到了刘少奇等的否定，刘少奇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制止乱打乱斗。但是工作组也只会使用“反右”式定罪那一套斗争手段打击造反师生，这也激发了对方不满。毛泽东要让群众自己起来搞文革，他知道全国学生会乱起来，他要的就是先乱起来。毛回到北京后，强令撤销工作组（毛7月24日正式下令撤出工作组），指责工作组是“镇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随后，在8月的中共中央会议中，毛进一步打压工作组。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写大字报的第一人聂元梓，被特许列席了中央这次全会。毛泽东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聂元梓。毛泽东知道，党内有不少人对学生运动和工作组问题持有不同意见。要把“文化大革命”搞起来，还必须有一个大发动。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惊人之举，写了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印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等人的名，但明显定性刘少奇等人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个大字报给会议基本定了调子，参加会议反对学生造反和主张派工作组的人再不敢说什么了。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规定，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来反对所谓“走资派”即党的各级官员。此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真正全面开始搞了起来。
文革始于1966年6月，真正的疯狂起于同年8月，又叫红八月，在一个月内，仅北京一地，便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人无法统计。8月5日，北京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耕，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她是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曾明确表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有份参与行凶，邓榕当时是该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此后，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死人的情况。北京市委的意见是“打死就打死了”。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打死就打死了，“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打人杀人的事情受到保护，没人敢制止，暴行就席卷开来。
早期的红卫兵必须是相当级别的高干子弟。北京师大附中是北京重点中学，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中央高干子女很多在这里读书。所以文革红卫兵在这类学校就有突出的表现。老红卫兵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是长期阶级斗争教育的结果。这些“红五类”子女自认根正苗红，穿上他们革命老子的绿军装，扎上腰带，以示出身的高贵和革命性，这种装扮立即风靡全国，成了红卫兵的样板着装。他们照例要革别人的命，除了已打倒在地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以外，加上黑帮、臭老九，统称为“牛鬼蛇神”，并大肆批斗出身不好的学生和老师。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北师大附中红卫兵头头、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他献红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并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说“是”，毛说：“要武嘛。”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毛泽东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和“要武”的指示迅速传遍全国。文革第一波暴行也随之席卷全国。
此后，红卫兵受到毛八次接见，造反派迅速被拉了起来，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燃烧起来。大串联、语录歌、忠字舞纷纷登场。得到毛泽东“造反有理”上方宝剑的红卫兵，高唱，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破四旧”、抄家、揪斗、游街示众，乱打乱砸。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的一再煽动下，一场旷古浩劫席卷全国。
宋彬彬在回忆文章中表示，她在8.19那天就写声明退出了筹委会，不再是该校红卫兵的头。《光明日报》的文章不是她写的，她看到被人以自己名义写文章，而且名字也被改了，当时很生气。全国各地都给宋要武（宋彬彬）写信，甚至到北京见她，她就改名了，叫“宋岩”。她对“8•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感到不解，也没有参加以后红卫兵破四旧的事情。
二
朱成昭的出现
朱成昭（1942-1998），安徽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他1960年毕业于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上海市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一毕业就被抽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作为未来的专家培养。朱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已经担任了课题组组长。由于在工作中他感到了自己在科学基础知识的贫乏，决定再去读大学。受到当时在上中最为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的影响，他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1962年入校后，正值阶级斗争之风盛行，朱和不少同学一起被两次派出参加“四清”。
文革爆发，朱成昭是地质学院水文系学生，他和一些同学一起给地院工作队邹大尤提了一些意见，被队领导辱骂，并被划为“第三类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朱成昭和几个同学因此不满，开始“造反”，在8月8日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公社”。因为他们不搞“血统论”，只要反对工作组，不论出身谁都可以加入，很快一跃成为地院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在其示范下，同样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他们与只准“红五类”参加的老红卫兵对着干。这些组织后来成为首都三司的主力。
“地院东方红”成立后，组织人马、联合其他造反组织四进地质部。邹大尤是地质部副部长，文革初期任地质大学工作组组长。第一次绝食静坐逼得邹大尤不得不在第二天到地院接受批判。第二次想独占地质部，与干部子弟红卫兵造反组织“西纠”发生武斗，15天后撤走。第三次，把地质部党委书记兼副部长何长工也绑架回学校秘密关押。第四次，把地质部的领导干部全部打倒了。因此，地质东方红名声大噪。
三
“首都三司“
1966年9月6日，朱成昭牵头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后来被称为“首都三司”）。当时，“首都三司”是北京近50所高校的约60多个红卫兵组织的联合体，总部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不仅全北京市各学校都有“三司”的支持者，还在全国44个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
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发起人朱成昭任总负责人。当时蒯大富因反对清华大学校党委而被工作组批判，藏在地质学院。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北大学生）找到蒯大富要他回清华成立造反组织，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为了树立蒯大富的威信，朱成昭又让蒯担任三司的第二把手，让蒯大富在三司成立大会上代表发言，后被误传为三司“蒯司令”。
毛泽东对朱成昭四进地质部的情况了如指掌。毛的女儿李讷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毛泽东自7月起便一直派他的女儿李讷任直接的联络员，到各高校活动。周恩来有一个秘密联络员“老李”；中央文革的关锋、阎长贵等都担任过观察员和联络员。因此，红卫兵的动向毛一直牢牢掌握和控制。朱成昭在地质部静坐时，李讷就在场。“地院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打倒领导干部，正符合了毛发动“文革”对付当权派的主旨，而老红卫兵一直陷在破四旧，斗知识份子和黑五类里面。于是毛与中央文革小组转而支持和利用“三司”，朱成昭、王大宾等受到了毛、林、周、康及中央文革成员的多次接见。许多他们想做又不方便做的事情就鼓动“三司”的人去做。
李讷穿梭在各大学造反派组织之间，了解他们的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办公室也不便问她的去向。李讷经常去朱成昭那里。那时没有手机，每当毛泽东或者江青要李讷回家，电话打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就找朱成昭。找到朱成昭就找到李讷了。首都三司成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李讷一身学生打扮，到那里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除了朱成昭、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等几个人造反派领袖知道她是毛主席的联络员外，一般人不知道她的身份。
四
叶向真的出现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文革一开始就扯旗造反，在中央戏剧学院组建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当时在中戏是受打压的少数派。1966年9月，叶向真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叶向真把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联合起来，与朱成昭一起组建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两人在不少政治观点上非常一致，战线一致，不久就坠入情网。这对朱的思想有不小的影响。
文革中叶向真干下的最为轰动、影响巨大的造反行动，就是“绑架”彭真，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开了文革中对中央一级“黑邦”公开批斗示众之先河。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了位于正义路的彭真住宅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叶剑英积极支持毛发动文革，获毛信任。叶剑英参预并主持66年3月会议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毛泽东决定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接任军委秘书长。66年5月，在批彭真《二月提纲》的会议上，叶剑英拍着桌子责问彭真与罗、陆、杨为一个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政治局的当权者彭罗陆杨被打倒后，毛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叶剑英又支持“五、一六通知”通过，支持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与通过文革“十六条”决定。他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倒台后，叶剑英负责北京市的治安保卫工作。
据报导说，彭真被劫持的消息周恩来得知后，问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彭真的去向。戚本禹提出：“是不是叶向真把彭真抓走了？”……
叶向真文革后回忆这件事时，对这段往事如实讲述。
她说：“当时我们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就认为一定就是这样了。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我们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方。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恩来跟什么人没有谈判过，我当时是个25岁的小姑娘，哪里是他的对手。”
周恩来一见面态度和蔼，微笑的对叶向真说：“你把彭真藏在哪了？”“我来帮你们批斗彭真好不好？”“彭、陆、罗、杨应当一起批判嘛。你们知道杨尚昆在哪吗？我知道。我把杨尚昆带来，咱们一起批判好吗？”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4个人都到了。”
叶向真主持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人一起来参加大会。那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从此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
对叶向真干的这件大事，周恩来在几年后的70年1月24日的一次接见讲话中说：“冲机要局，抢档案，戚本禹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成武。街上扫四旧，叶向真靠他父亲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她说是造反派。她们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她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人在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头不可。后经卫戌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反动的，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
周恩来讲这些话的时候，戚本禹在毛泽东卸磨杀驴的惯技中已经进了监狱。叶剑英还在靠边站，叶向真还在监狱里。周可以推卸责任装好人。
五 觉醒
首都三司做的最大的事情，是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了北京。经过朱成昭等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事件的真相已经确凿无疑。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人大会堂一楼南部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中央领导人召见首都红卫兵领袖。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多人，阵容与往常的重大接见没有什么两样。被召见的红卫兵头头只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叶向贞、聂树人七人。这次会上江青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消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海瑞”指的是彭德怀。也都知道，江青在这场合说这话是得到了毛泽东首肯的。
朱成昭曾派了三批人去成都。第一批王大来、钱信等人在12月15日进入成都彭德怀的住处，与彭就文革以及党史上的一些问题有过长谈，结果被彭感化，认为彭讲的都是“真话、实话”。最后对彭同情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可能现在不了解彭现在的情况，他们有责任把彭目前的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的地步。第二批是王大宾。他随第一批抓彭成员一起回京与朱成昭商量。因为朱成昭的安徽老家“三年自然灾害”中也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朱成昭对彭德怀一直持同情态度。朱成昭他们把在四川时与彭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又给韩爱晶打电话，让韩爱晶马上派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人赴川抓彭。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派出第三批胡乐成等100余人去成都，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
12月27日，彭德怀被以火车押解到北京，到达地院后，朱成昭怕天派的韩爱晶来抢人，安排彭德怀住在自己的房间过了一夜。不过朱成昭和他没有过外面流传的“秘密预审”、“彻夜长谈”等接触，他甚至没跟彭讲过一句话。
据朱成昭自己说，他很认真地看了彭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的绝密材料，内容是彭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为彭讲的是大实话，他是冤枉的。他本来对大跃进以及文革中打倒越来越多的老干部等问题，有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在彭德怀那里得到了印证，对他转变对文革的看法无疑有极大影响。朱没有对彭进行批斗。
朱成昭对文革看法的变化，进而又影响到了叶向真。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召集三司骨干头目连续开会，谈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在会上持反对意见。
会议内容马上被中央文革获知，陈伯达写批示给朱成昭，警告他：“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朱与叶都怀疑是王大宾告的密。中央文革让朱成昭做检查。朱成昭决定以“检查”为名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
2月4日，朱成昭在地院作公开检查，因为这是“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检查，共有3万人参加。朱成昭在会上谈了他的“八大观点”：
一、大串联搞乱了全国；二、整风军训实无必要；三、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四、中央文革抓人太多；五、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六、中央文革太左；七、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八、大联合大夺权早了。
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为名系统“放毒”，影响了很多对文革有怀疑的群众。2月8日，中央文革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这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朱成昭被勒令“闭门思过”。从此，朱成昭的“地院东方红”一把手之位被王大宾取代，“首都三司”一把手之位为蒯大富所取代，副手是王大宾。
六 “叛逃“
66年底67年初，当时一些“联动”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因为自己的老子也被打倒而炮打中央文革，北京高校还出现炮打康生与炮打戚本禹的大字报与传单；上海出现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与传单。毛泽东在内部小范围对江青与中央文革的一些言行与做法提出了批评。据说是李富春将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意见，泄露给了老帅与副总理。叶剑英对文革中红卫兵的打砸抢行为本来不满，更不希望军队被搞乱。这时候，他开始当面指责文革小组。结果，被扣上了“二月逆流”反对文革的帽子。叶剑英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职务。
1967年4月，叶向真被“造反派”专政。朱成昭、叶向真都被中央文革打击并排除文革运动之外，他们有了充分的时间在一起享受爱情。1967年7月，他们离开北京，第一站到了广州。出走的消息很快被中央文革得知。戚本禹宣布他们“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
广东是叶剑英的老家，也是他的大本营，那里亲朋好友众多。叶向真与朱成昭去广东可以解释成去那里玩。为什么戚本禹认定他们是要叛国呢？因为从广东逃向香港已经出现过两次大的高潮，在极度贫困和政治高压下，很多人选择冒死逃港以求生。当时，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至少有十几万人。尤其是年初“马思聪逃港”轰动了世界。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夫妇与一儿一女成功逃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他抵港第二天，全港报纸和电台都报导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又一轮以知识份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潮。逃亡群众来自广东、湖南、福建、黑龙江等12省、62个市县的各个阶层。如果朱成昭与叶向真叛逃成功，那将比马思聪还要轰动。一则朱成昭是全国最大且威望最高的红卫兵组织的“司令”，全国各地都认为首都三司代表中央。二则叶向真不仅是首都三司的红卫兵领袖，也是军队帅爷的“公主”。尽管他们已被排挤在外，但大范围的人并不知情。他们的叛逃无法向世人交代。
叛逃惊动了中央。周恩来亲自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赶到广州，将朱成昭和叶向真抓回了北京。受株连者多人。朱叶二人与许多三司领袖被隔离审查。“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在审查时被逼跳楼自杀。朱成昭没有害怕，他在8月15日所写的《我的检查与交代》中，提出担心全国武斗以及两派分裂将会在文革后造成经济和人心两方面的“极大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真知灼见。1967年8月20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谢富治宣布“组织反革命集团”，正式逮捕，关进了监狱。
朱成昭被关押了8年以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在长达10多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他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其中一首诗：“何处觅向真，北京监牢中。坐牢不要紧，真理有认同。咫尺天涯远，相见在梦中。醒来望明月，牵手越秀丛。”
七 归宿
朱成昭不知道的是，1971年林彪事件后，军队重新洗牌。能被重新启用的老帅非叶剑英莫属，因为叶不是林彪一党。叶剑英重新主管军委工作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向毛提及叶向真还在监狱里，毛泽东让释放了叶向真。党国在用人之际，将大帅的爱女放回，以示恩德与信赖，冰释前嫌，叶家上下哪能不对主席和总理感恩戴德？文革中所遭遇的不幸自然都挂在“四人帮”头上最合适了。一会让你成煤球被撮，一会提起来委以重任，吃过苦头的孩子更听话，这是毛与周最熟知与擅长的用人之术。
叶向真释放后便向朱成昭的朋友们表示，周恩来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叶也就从此断绝了与朱的来往，并冀望在她的一切历史呈现中抹掉这一文革之恋的存在。
朱成昭的朋友说周恩来没有要求叶向真怎么做。不管周是否要求过，最终的主意还是看自己。我们不必过多去苛求一个女孩子。经历了父女都被打倒的命运，自己从小公主落到“小粪蛋”的地步，绝望中一切又失而复得，她自然会更多些成熟与谨慎。面对昔日的战友今日的被弃者和反革命，她还能不知好歹跟他们来往吗？
朱成昭于1980年6月才被正式平反。据说当时中组部要将他与张志新一样树为反文革典型，但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一直到85年，朱成昭才被分配工作，到了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90年初到上海下海经商，一度事业上也是轰轰烈烈，但最后被三角债拖垮，退出商界，研究文革。1998年因心肌梗塞在北京猝然逝世，年仅57岁。他曾与访谈他的记者相约来年在北京再畅谈一次红卫兵运动，却成未竟心愿。
有专家认为，朱成昭与张志新不同，如果朱成昭被树为反文革典型，将有力地从思想上反思文革、批判文革，那么可能文革的根源就会被挖出来，对中国的今天影响无可估量。可惜，历史并不如人愿。
1941年出生的叶向真，其实在1962年就与“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64年育有儿子毛毛。1967年4月，刘诗昆与叶向真正式离婚。这之前，他一直住在叶帅府。
刘诗昆说当时自己已被定性为“反革命”，为避免牵连妻子和岳父主动提出离婚。同年年底，刘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五年九个月，与外界音信隔绝，直到叶向真去看他，把带出的信交给毛泽东，他不久被释放，但他们没有复婚。
叶向真从监狱里出来后，变得呆傻了，不会说话，听到收音机或者别人的说话声就紧张。一年后，叶向真才逐渐恢复正常。她改了名字叫江峰，到首都医学院学医，后来在专为中央首长看病的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做了7年外科医生。没几个人知道这个江医生就是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叶向真。
文革结束后，她重回文艺圈，80年代她更名“凌子”，把曹禺的名著《原野》拍摄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该片获得了“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凌子一举成名。但是《原野》当时没被允许在国内放映，因为某领导认为那是“男盗女娼”。后来她还拍过几部电影，虽获好评，但是也受到某些限制。这对她后来放弃电影事业有一定影响。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子还收获了爱情，与摄影师罗丹恋爱并结婚。1987年凌子和丈夫罗丹一起到香港定居，改名字叫“凌孜”，并开始经商。多年的惨淡经营之后，他们在香港有了自己的公司，经营各种项目，慢慢地站稳了脚跟。
1987年当年三司领袖纷纷释放，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都下海经商，他们凭着当年在三司关系，个个生意兴隆。但当年三司的战友没有几个照顾叶向真的，大概因为她现在的丈夫是罗丹而不是朱成昭吧。
有人说，当年红色公主叶向真逃港没成功，最后还是去了香港。她用行动回答了社会制度的好坏，投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一票。
叶向真在香港不谈政治，吃斋念佛，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进入新世纪以后，叶向真对儒教产生极大兴趣，致力研究孔孟之道，致力于宣传和普及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