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72.08.11
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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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71.04.24
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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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生转送陈垣来信的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70.01.00
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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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周恩来传达）
毛泽东
1967.01.00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是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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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委办事组关于学习讨论毛主席“重点在批陈”指示情况报告上的两段批语
毛泽东
1971.02.00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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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毛泽东
1966.07.22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象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来。（康生插话：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王××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毛主席语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做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够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一些部改成科，没有办。）是啊！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处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要提出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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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的谈话（摘要）
毛泽东
1966.05.05
（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毛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毛又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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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毛泽东（未经审阅）1966.06.10
毛：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你们不也是这样？八月革命时你们有多少人？
胡：党员共有五千多人，没有多少军队。
毛：你们的军队开始恐怕只有几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你不是在帮我们的忙吗。那时，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那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天下无奇不有。
毛：你有这套经验吗？你是一帆风顺，开始就当党的领导者。
胡：你说得对，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
毛：你有马克思保佑。你的马克思主义比我多。
胡：我不承认。
毛：为什么人家不反对你？
胡：我们是党小、国家小、军队小。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年纪都比我小，这也是个原因。
毛：你是老资格了，也有一个坏处，你没有受过挫折，没有经验。
胡：对。
毛：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
胡：正因为这样，你的经验多。
毛：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如象说你们现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现在你们这八十万敌人，能机动的不过二十万人而已；其他六十万，要守公路、机场、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这一点上，你们会胜利的。
胡。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在西贡周围有几个营。
毛：但不要去打西贡、岘港。其他省城也暂时不占。占了人家来恢复，又得跑出来。
胡：现在我们有一种特工部队，到市内去打美国大使馆、打飞机场的就是这种部队。我们不准备现在就去打大城市。
毛：这个好。偶然进去一下又出来好，如象打岘港那样。因为有你们的人作内应，铁丝网、壕坑等都有人破坏。搞几百人进去，突然袭击；外面打炮。几个钟头后，几百人又出来。这样好。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象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毛：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塞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divisionofoneinto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塞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帮助些什么？
胡：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年产钢多少？
胡：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有些大工厂，很落后，比如鞍钢，有十六万工人，年产五、六百万吨钢，但它有落后的一面。上海也……［此后原稿有缺页］
毛：……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胡：过去他们参加过国民党？
毛：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
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胡：他们被国民党收买了吗？
毛：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胡：留下来不是危险得很么？
毛：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毛：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一九五七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听了毛主席、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
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未完，原稿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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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3.07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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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1971.08.28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毛泽东1971.08.30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
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