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下）》
第十一章 红卫兵运动
11．1毛主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鉴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毛主席曾就“接班人”问题讲过很多话，并亲自写下了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1964年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讲话。其中心的意思就是，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是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子。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其主要的目的，除了要防止党内的一些“当权者”为了谋取其自身的利益而走向资本主义之外，再一个就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在这场运动中得到锻炼，经受考验，培养成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和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大学校。
在中央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五一六通知”后，7月24日，经毛主席批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改革高考制度，全国所有的高校推迟半年招生。稍后又决定全国的大、中学校停课半年，让大、中学生投人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锻炼成长。所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
可是当学生运动起来以后，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打击。而刘、邓所推行资反路线依靠的是各级党委组织。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历来由各级党委领导下、由上而下进行的群众运动，改变为让群众由下而上来进行的一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而各级党委都要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接受群众的考验和检验。
在“十六条”发表以后，首先起来响应的也正是大、中学校的师生。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生力军，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勇于批评学校党委领导的错误，从而打破了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所形成的思想禁锢。
11．2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早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取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在开始的时候，它的影响并不大，只是众多的学生自发组成的团体中的一个。后来他们受到了学校工作组的压制，一度被视为“非法组织”。于是在6月24日和7月4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7月底的时候，他们把这两张大字报的稿件交给了江青，江青马上把它转呈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后，7月31日就写了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表示支持的复信。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寄出去，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印发的。不过很快这封信就传到了学生当中去了。这样一来，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各个学校里，很快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纷纷提出了要见毛主席。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和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毛主席特意提出让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一套军装。总理知道之后马上说，那我们这些陪同毛主席参加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嘛。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了命令，给所有登上天安门的中央领导都发了一套军装。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受了红卫兵小将宋彬彬给他带上的红卫兵袖章。此举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把毛主席称为是他们的“红司令”。从此，红卫兵运动就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了。
那天接见，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城楼上，还要不时地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喊话，非常劳累。不要说主席那时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就是像我这样当时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时间久了，感到脚痛了，我们就都劝他去城楼里面去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没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过来，说前面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队伍过去了，可后面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段。而每当这种时候，总理总是向下面大声地喊话，要停在那里的队伍赶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红卫兵就是不走，他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主席出来向他们招手，队伍才向前走。这些情景在当年的电影纪录片里都能看到的。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纷纷从各地赶来北京，都想见到毛主席。于是全国就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串联高潮。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人数不断增加，接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多红卫兵来北京，住什么地方呢？主席说，他们都是我的客人，实在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可以在各个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宿舍挤住一下。中南海也可以让出点地方给他们住。可就是中南海让出地方也容不下那么多人的。于是就动员各个机关、学校腾出地方来。还不行，就只好安排他们分散住到市民家里了。北京的气候，过了10月就逐渐变冷了，很多南方来的红卫兵没有棉衣、棉被。我们就去动员各单位和市民们拿出自家的衣被来帮助他们。光这些事情，就让那些负责接待和安置红卫兵生活的人感到疲惫不堪。
实际上，主席也非常劳累的，即使后来安排他坐着敞篷车去接见，可一天坐下来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无怨言，仍然坚持要不断地接见。很多人都对毛主席那么多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这样的。一次，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看见我，就跟我开起了玩笑，说戚本禹也来了啊，你是山东人，你祖上和戚夫人是一个家族吧。他说，戚夫人多才多艺，后来死得很惨。我说，我听族中的老人说，我们是戚继光的后代。不过戚夫人倒也是我们山东人。日后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戕害戚夫人，这个仇恨一直传到戚氏的后代。在我们山东老家，戚、吕两姓是不通婚的。主席说，哦，还有这事？我说，是的，不过交朋友是可以的，我就有一个姓吕的好朋友，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主席听了说，那当然，你们是现代人，是共产党。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时，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主席还问，怎么孙中山的语录至今没有人去编？
11．3 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主席先后8次，共计接见了1000 多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群众。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群众的壮举，使得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了一股波涛汹涌、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上千万的青少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他们见到了毛主席之后，又到许多地方去串联和参观革命圣地。然后把他们看到的和学到的革命精神带回到各个地方。北京的学生也到全国各地去串联，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到了各地去。这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局面就真正地形成了，毛主席不愧是发动革命群众运动超一流的高手，他就是通过支持红卫兵运动，而动员和推动全国广大群众起来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燃起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初始，在红卫兵组织中，主要是由一些“高干子女”在里面起主导的作用，由于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接见，很多学生组织也都加入到红卫兵里面来了。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先后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
“一司”是汪东兴支持他女儿汪延群（轻工学院大学生），联络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汪东兴求着江青和我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但我知道，汪东兴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挺支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来他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才转过来的。所以我不愿意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江青倒是去了。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还当上了“一司”的司令。江青对此很反对，她对我说，这样不好。他汪东兴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样一来，人家会以为，他女儿做的事都是主席的意思了。汪东兴知道了江青的意见后，就叫他女儿辞去了司令的职务。“一司”改由其他人负责。
“二司”其实主要是各大学保工作组的保守一派红卫兵组织成立的。但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等也参加了二司。江青对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比较看重，总把他当作一个有希望的好青年看待。而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对北京高校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江青也参加了一司的成立大会。但我没有去。
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保守派组织得到过往工作组领导与一些上层人物的支持，而造反派组织则积极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反映他们继续受压的情况，寻求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江青跟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那些在工作组时期敢于起来造反、批评工作组路线并受到打击的学生，支持他们成立造反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于是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分头去各个学校进行联系，支持他们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
我对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说，一司是官办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让他去和蒯大富一起联合各校造反派组织成立个“三司”。“三司”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可江青却因为正好有事没有去参加。其实如上所述，“三司”是江青叫我去支持成立的。“首都三司”在全国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1967年2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都参加了“红代会”，被称为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这些才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主要的力量。他们与那些依仗着自己“高干”、“革干”出身，到处乱打人、乱抄家的“老红卫兵”、8月25日先后成立的“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以及1966年12月由这些组织演变而成的“联动”完全不是一回事。“西纠”、“联动”等，它们只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支流和逆流，它们只能代表那些自以为出身“高贵”，而后来却千方百计维护特权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攻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小部分人，代表不了广大的青少年学生。
不过，这“五大领袖”和我们中央文革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聂元梓那时已经45岁，比我大十多岁，跟江青都差不多大了，还自称红卫兵，实在有点滑稽。聂元梓和王任重走得比较近，她经常去王任重那里。王任重当时虽然只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在文革小组里面，他根本就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对江青他也只是表面上敷衍着，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王任重的背后有陶铸在支持着他。我认为聂元梓靠着王任重对她支持，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由她及新北大公社控制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排斥其它造反派组织。她背地里将中央文革分派，以自己利益需要为是非标准。她对我则采用又打又拉的方法，她曾当着我面，跟江青说我的好话，挑唆我和王力、关锋的关系。我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心里并不信她。
在地质学院，开始我们支持的是朱成昭，，可是朱成昭到了1966年底就跟着叶剑英女儿叶向真不听中央文革的了。于是经文革小组会议讨论，1967年3月5日，由我召集地质学院东方红内不同意见的代表在政协礼堂开会。在听取他们意见后，宣布让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朱成昭与叶向真交好以后，与我们的关系也就疏远了。我出狱以后，朱成昭来找过我。他跟我说，那时候他跟着叶向真经常到叶剑英那里去的，叶剑英经常给他们出主意，朱成昭说，那时在他的心里面，那边的分量比我们中央文革要重得多。所以他就听他们了。
当时搞得较好的是北师大。谭厚兰看上去人个子很小，但能力很强。她较会团结人，她对学校的教授，老师都很尊重，所以在北师大，对立面的力量很小。聂元梓、蒯大富等都看不起谭厚兰，可搞得好的还是谭厚兰。只有王大宾是支持谭厚兰的。江青也看好谭厚兰。什么事情布置下去，她马上能落实下去，没有多少人反对。聂元梓，蒯大富就不行了，他们那里的对立派很厉害。后来要选派红卫兵代表访问阿尔巴尼亚，五大领袖都想去，最后是主席指定了谭厚兰去。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也搞得不错，虽有不同意见，但整个学校还是团结的，没有发生组织上的分裂。北航红旗也不错，始终保持团结，没有分裂。搞得最差的倒是清华、北大。清华四一四的主要头头也是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对蒯大富有不同意见。蒯大富不能正确对待与处理，不能团结好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致使清华井冈山分裂、对抗，直至发展到武斗。主席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时说，他也不赞成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所宣示的主张。主席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其实是对井冈山有利的。可蒯大富却跟工人打起来了，还打死了人。这也是派性膨胀，讲到底还是头脑膨胀，私心膨胀，忘乎所以。文革运动失败，这些造反派的领袖也是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
当时我在各大学一般都不大直接出面的。有什么事情，就把这几个”领袖”找来一说，让他们出面去做，这样的效果反而好。这也是我以前搞地下党工作的时候得到的经验。我还经常给他们一些点子，比如怎样掌握高音喇叭（现在叫“掌握话语权”）、怎样行使行政权、怎样控制交通工具（汽车）以及怎样组织会议、维护秩序等等。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那时的财务制度很严。而学校党委把财务权都交给了保守派。我就跟造反红卫兵说，你们得想办法把会计争取过来，如果争取不过来，就查账，调动他们的工作。那时中央机关的钱都在总理和李先念的手里，我们中央文革手里一分钱都没有的。这时，我就叫他们去找总理和李先念批钱。总理心里恐怕也清楚是我在后面给他们出的主意，所以总理对我说，国家财政困难，要叫红卫兵节约闹革命。当然在我给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出主意的时候，那保守派组织后面也是有人出主意的。
在中学红卫兵当中，我直接联系李冬民、刘刚这些中学红卫兵的领袖。中学里的事，通过他们就基本能掌握起来。
由于我和大、中学校造反红卫兵联系最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被叫成是“戚大帅”。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几次找江青，要调我兼北京卫戍区的政委。江青没有同意。
到了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就很少像以前那样活动了。那时，我已经被一些人攻击，将造反派做的一切错事、坏事都说成是我幕后指使的，说我是他们的“黑后台”。等到我也被审查了，我心里明白，红卫兵和他们的“五大领袖”的厄运也快要来到了。
11．4 红卫兵与“破四旧”
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
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
在1966年第四季度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有人曾印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好像叫“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的战斗成果”，作为会议的参考资料在会上分发。内容是怎样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把他们的家也给抄了，还抄出了很多金银珠宝。小册子里面还有很多抄家物资的照片。我看了这本小册子以后就问总理，说这些抄来的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的物资都是由“首都工作组”统一收缴的。
但实际上，好些“抄家物资”还是流落到社会上去了。我记得，一次在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卫戍区的战士在打扫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收集了很多挤丢的东西，其中除了被挤掉的鞋子、提包等物品之外，还有大量的黄金和珠宝，足足装了满满一大箩筐。这些黄金珠宝都是那些去抄家的人私藏在自己的口袋里的。江青看了这筐东西之后，就说了句，看来小将也有私心啊。当然，这些黄金珠宝大部分都交给了银行等部门。我说，最好要搞个手续。总理说，那当然。后来傅崇碧把银行等部门的收条拿来给我们看过。
关于“首都工作组”，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的。毛主席曾书写了一幅白居易的《琵琶行》送给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这副字可以称得上是主席书法中的精品。文革一开始，林铁被打倒了。“首都工作组”派人去抄了林铁的家，他们搜出了毛主席写的这副书法作品。不知为了什么，他们把这副字给了林彪。后来，林彪叫叶群来跟江青、主席讲，林彪看了主席这幅字，爱不释手，白天晚上都捧在手里看。叶群问主席能不能把它转送给林彪。当时，主席也没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算作同意。后来，林彪就找了一个文物专家把这幅字上面写的“林铁”中的“铁”字去掉，补上了“林彪”的“彪”字。林彪出事以后，这幅字应该是被中央办公厅拿走了。
与“首都工作组”不同，当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怎样支持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学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对群众提出的“破四旧”的要求我们当然也表示支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的大方向应该是对着党内走资派，而并不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始终是非常明确的。
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11．5 红卫兵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突破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进行的模式，变成了一场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和红卫兵运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没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光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那也是不行的。在以前的运动中，毛主席也作出过许多指示，可到了下面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给化解了。后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到过这个问题。从这一点来讲，正是毛主席的威望加上了红卫兵运动，才发挥出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首创精神，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的范围内深入地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使得各地的党委领导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面临著考验。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因为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所以能够掌握国家政权，那完全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那时，毛主席经常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才拥护我们。所以，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进了城，执掌了国家政权。一些人就渐渐地脱离了群众，重新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以前毛主席发动了许多次运动，号召群众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搞到后来都成了整群众的运动了。像1957年的整风、反右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都是这样。这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地回到北京，而让刘少奇、邓小平按照他们在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搞下去，那一定也会重蹈历史列车的覆辙。
红卫兵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各级执行刘、邓错误路线的党委的领导，而且北京的红卫兵首先去了工矿企业，与那里的工人进行了串联，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到文化革命中来。
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几次“南下中联”，去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运动的经验带到了这些大城市里去了，极大地推动了那些城市的文革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万产业工人，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并不是我们中央文革组织去的。是王任重他们几个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红卫兵。他们去了上海并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而是去社会上斗“地、富、反、坏、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裤腿的裤子那种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后来总理也组织了一次北京红卫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生产是要影响到全国的。
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接到了大量的来自上海的群众来信和来访，反映上海市委执行资冲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给党委提意见，对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关押、迫害等等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动员了“首都三司”等一些造反红卫兵去上海。江青亲自找聂元梓谈了话，要她去上海揭开文革运动的盖子。江青这样做也是为了要把聂元梓从王任重那里争取过来。
后来知道，正是这次去上海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上海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上海的一些造反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并且在他们的策划和帮助下，上海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从此，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反思，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探索如何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如何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劳动者如何参与国家管理，人民群众用何种民主形式监督人民的公仆，防止其变为人民的主人。我想文革运动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体现的言论自由；红卫兵组织、群众组织的成立体现的结社自由；这种大民主的形式不应简单否定，而应认真总结，以法律形式完善、规范。而邓小平主政后，即在《宪法》修正中，将其过往《宪法》对“四大”合法性的规定废除是不妥的。没有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的具体形式和有组织的力量，一切监督都会流于形式。
第十二章
12．1 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现在被称为“红二代”的“高干子弟”群体，今天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这个高干子弟”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出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和建国初期，正在大中学校读书，有着青春的激情、活力与冲动，适逢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这个大舞台，是最先积极登台表演的群体。而他们身后父辈们的利益、分歧、恩怨、冲突，也被文革引发与公开，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立场、取向与行动；尤其在文革初期，对文革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高干子弟”群体中，许多人都有浓厚的“自来红”思想，因父辈的革命资历和功绩而产生很强的优越感。低调的人，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齐；但更多的人喜故显示自己出身高贵，喜欢攀比自已父辈官位的高低，住的什么房子，坐的什么汽车等等。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辈地位相同或战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们中一些人还看不起那些成绩拔尖、超过他们的平民子弟，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成绩却很好的同学。文革运动开始，他们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阶级观念，实际是封建的“血统论”，高调宣传他们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敌我，完全偏离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资”“唷币约八堑淖优圃炝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及其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文革运动中的“高干子弟”群体，特别是北京中学生中那部分十几岁的年青人，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从最先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到自认为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组成“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的成立；再到l966年12月成立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12．2 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
上面说过，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1964 年， 1965年，毛主席先后与毛远新、王海蓉谈话，批评教育战线的问题，提倡教育革命。这两个谈话的内容，首先就在“高干子弟”群体、随后在人数更多的“革干子弟”群体中传开了，他们受到鼓舞。一些思想敏感的激进分子已据此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展开活动，以阶级斗争应成为一门主课为依据，批评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自发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不是偶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随后得到北京一些高干子弟”较集中的学校，如四中、六中等学校“高干子弟”和革干子弟”群体的支持，也纷纷以“红卫兵”的名字贴出大字报。但不久这些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受到了团中央派到北京中学的工作组的打压。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24日、 7月4日先后写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大字报引述毛主席1939年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有理”思想，自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亦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投入文革运动。这时，我才理解了毛主席所以肯定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真正意义。1966年7月底， 毛主席在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这两张大字报后，7月31日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 8月3日，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给他们看了毛主席写给他们的信。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信息迅速传播，红卫兵就成了光荣的名号。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并穿上緑军装，戴上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得风气之先的许多“高干子弟”，自然领头，以“革干子弟”为主体，以红五类出身为条件，在各学校率先组织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 这批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率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成员，后来就被他们自称为“老红卫兵”。
文革开始，“老红卫兵”对宣传传播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冲破革命群众的思想禁区，动员群群众投入文革运动，先后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 在文革运动的历史中， 无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锋作用。
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得到了亿万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支持的局面下，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党内的文革反对者，亦在审时度势，大都并不是公开抗拒，而是顺势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通过争取掌控与影响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引导他们将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偏离毛主席文革运动是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一些干部与他们的子弟经常用这样的办法参与和扭曲文革。1966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为头，以“革干子弟”为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线。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卫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对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道理，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条”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亦置之不顾，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我们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我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我，她也从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为同样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我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我一到那里，在那里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过去了，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早都聚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我进去，但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说，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说，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地。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 结果装了满満的好几筐。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我问他，是市里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说，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调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估计是“首都工作组”给他们下的命令。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我间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说，那里全是军队的人说了算，他在那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乱抄家、乱打、乱杀，认为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样，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
我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当场就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带去的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来，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拿下去。她这个人是见不得血的。不过她很快就说：他们这么做，不是想给文革抹黑吗？她的政治敏感性确实很强。叶群也明确表示林彪从来是反对打人的。可陈伯达这时却在一边说，革命嘛，总是会伴随着血腥味的。还引证说，这是高尔基说的。他还学着江青以前批评我的话，说我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没经过革命风浪，书呆子。所以9月以后我们继续去取缔这时已由这些“老红卫兵''为主体组成的“西纠”、“东纠”那些关人打人据点的时候，有时会叫上陈伯达一起去。他到现场去一看，那些残酷的场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后他反对“西纠”的“老红卫兵”暴行的时候比我还起动。
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调“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说，在他们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 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也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那时候，康生的孙女张力在大兴县当团委干部，她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里的。王力认识她，我们就打电话叫她过来。张力告诉我们，事先确实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体是那个上级，她也不太清楚，因为别人对她进行了封锁，不跟她讲，开会也不让她参加。她说，她当时也没法出来说话，不然别人就会指责她阶级立场有问题。她还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我们也向陈伯达作了汇报。陈伯达开始还不把它当回事，只说你们处理得对。我们对陈伯达说，你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我们只是个组员。出了这种事，如果主席追究起来，你的责任就大了。我说，这事你要出来讲话的，否则你将来是要负历史的责任的。他一听也吓坏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讲了话，强烈地指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关锋看问题比较尖鋭，他说，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搞破坏，故意用打人、杀人来制造混乱。我说，可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是谁在背后故意搞破坏的直接证据。关锋比我沉着，他说，我们不能光写打人的事情，我们得先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成绩，说一下红卫兵怎样意气风发 怎样破四旧立四新，做了很多工作。先写这一些，然后再说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等随意打人，甚至杀人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盲目地打人、杀人。同时在我们报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问题。随便什么人，戴个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这怎么行呢？
在这个报告里，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因为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 设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报告中写上了。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关锋还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用打、砸、抢、抓、杀、 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给了林彪、总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此外不知道是为什么，主席还特意把它批给了薄一波。为什么主席批给薄一波？这个问题我问过陈伯达。他说，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运动情况，不仅万里卷进了这些事情，薄一渡也卷进去了。我又问，万里是彭真信任的人，应该是靠边了，为什么还在工作？陈伯达说，刘少奇、邓小平都信任万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着，8月2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亲自找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里开会。在会上，我们把“老红卫兵”的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乱杀人的事都具体地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毛主席郑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斗。在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这话（这话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里没有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会上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发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以后，“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
接着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讨论，关锋把这些“老红卫兵”等组织的活动总结为是刘、邓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实质上是刘、邓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关锋在理论上的确是有高度的。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着桌子路它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文化革命的羊头，卖的是刘、邓路线的狗肉）。我则说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赶去大兴县的路上，我们看到在那里房屋的墙上，到处都涂上了红色的油漆，还有许多用红布拉出来的横幅标语，还到处树立着密密麻麻的红旗。我们间当地的干部，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在搞“红海洋”。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来的。我跟王力说，这样搞法，如果再在全国一推广，那得浪费多少油漆和布料啊，而且这都是要让老百姓自已掏钱的 这不是又要增加群众的负担了吗？这种做法完全是形式主义，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看到更多报告材料， “红海洋”在全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我们就此事专门又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红海洋”的事。主席对这类事非常重视，专门对此作出了批示，还让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制止搞“红海洋”。
12．3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文革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孔丹作为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 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 制止武门，维护秩序，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车正在调査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西纠”发出的“通令”和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以保护他们的“父辈老干部”的安全与秩序为出发点的，因而很快发展为对抗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刘、邓路线对其追害的造反行动。孔丹组织领导了“西纠”队伍，阻挠、驱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千师生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造反派师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并为此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西纠”造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他们常以暴力手段来执行他们的任务，维护秩序”，军用皮带、钢鞭等是他们的惯用的打人工具。对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将八万多所谓“黑六类”家庭赶出了北京。为此祸及这类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对他们这种行为一切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色恐怖万岁!”以“西纠”为代表的、“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体的所谓“老红卫兵”，当时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愤，到了“闻素、国”色变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后，我们继续检査与执行制止暴力行为。这时的“老红卫兵”大多为“西纠”、“东纠”、“海纠”成员了。他们以“西纠”等名义，更狂热地私设“监狱”、“劳改营”，关押拷打他们随意认定的“敌人”、“坏人”。我和陈伯达、王力、关锋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獗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取缔、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缴凶器。我们去的时候，都有卫戍区军车开道，带着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去的。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那些“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不敢作任何反抗。经过我们的坚决行动，北京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歪风，基本被制止下来。
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的发动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12．4 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北京的中学流传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是一个充满封建统治阶级“血统论”色彩的束西。它一出来就在学生中引起了一场范国很广的大辩论。
江青和陈伯达都去讲了话，否定了这个对联。当时他们还是想从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这里所说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个含糊命题，可是连这个说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实，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权，他们首先就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大都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组被撤走了，他们就要由自己来掌权了。然而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官僚特权，你现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么他们仍然会变着法地镇压造反群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是所谓的“狗崽子”。即使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的学生，也不在他们的眼里的。
这些人当时大都还只是15、6岁的小孩子。有些话，都是他们的老子不敢讲，而由他们出来讲的。对这一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围绕这个对联的辩论中，出了一个人物，叫谭力夫。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能说会道。他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到处发表演说，大肆鼓吹那套“血统论”。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说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谭力夫的父亲过去在最高检察院当领导，原来是康生的部下。 所以康生就来跟我和关锋讲，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因为康生来打了招呼，我们也不打算怎么为难他，1966年11月，我们决定把言谭力夫找来谈话，想给他请一些道理。
我和关锋把他叫了来，就在中南海西门的接待室里跟他谈话。 他开始还以为我们挺重视他，所以上来就跟我们说了一大堆“血统论”的“真理性”。我打断他说，你这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知道吗？他一看情况不对，就争辩说我这是在给他扣大帽子，他说毛主席也没说他不对。我说江青同志传达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听了说：“江青改的对；联也是对的，两个对联可以并存。”我们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闭门思过”。我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至于他后来怎么被抓起来的，我真的不清楚。
12．5 批判“出身论”
就在批判谭力夫的反动的“血统论”的过程中，北京有个年青工人叫遇罗克，他提出了一个“出身论”与“血统论''相对抗。这在営时的影响也很大。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过罗克的观点， 认为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当时就决定由我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批评过罗克的观点。1967年4月，我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遇罗克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只是对他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描又被处以死刑，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在他被捕之前，我自己也早已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了。遇罗克的妹妹和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叫我交代遇罗克被追害致死的经过，我实在无法交代。
当时是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的时期，所以类似像过罗克这样发表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的人很多。在我们收到的大量的群众来信中，反映各种观点的都有，但对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尽管是很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一般都采取存而不报的方针，不作处理那时有个叫陈里宁的，他确实是很早就反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后来受到了迫害，被送进精神病院，所以当时有人根据病例和陈的笔记整理了新“狂人日记”。我当时是支持他的。但后来有人说，这个陈里宁对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并借此事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弄清问题，我只好叫小组办事组把他的事情交给公安部调査处理。
那时有群众在讨论“一分为二”观点时。有人提出：对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为二。一些人认为毛泽束思想是普遍真理，怎么可以一分为二呢？但也有人认为可以。结果后者被说成是攻击“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因受到群众检举而被公安部门抓了起来。不少人写信把这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我看了信之后，就去问陈伯达， 他不表态；我又去间张春桥，他说这是个理论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楚。我说，可不可以问问主席？他说，这个事也不好去问主席，你让主席怎么说。可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毕竟已经牵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间题了你说人家这是反毛泽东思想，把人家给抓了起来，这不解决能行吗。我还是要去问问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于是，在一次主席召开的会议上，我就问主席，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普通性真理的东西，是不能一分为二的。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挨了批斗，有人还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主席听了就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我昨天讲的话和今天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当然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后，立刻下令把所有因为这个间题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12．6 “联动”的覆亡
1966年9月6日，在我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在10月开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
“首都三司”、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付“联动”是有办法的。他们的人比“联动”的人要多得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好多人围上去。“联动”的人讲又讲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以后再遇上了，也只好采取迴避政策，
谢富治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抓“联动”的，这些小家伙许多都是大干部的子弟，抓起来怎么弄呢？谢富治是何等聪明的人物，陈、谢大军说是一个兵团，实际上抵得上一个野战军。谢是这支大军的政委，是陈赓须臾不可少的好兄弟。谢富治办事是非常有经验的，头脑又这样清楚。可最后他还是被“联动”逼上了“梁山”。
“联动”实在太嚣张了，谢富治只能把他们中几个带头的抓起来关着，但在生活上是还给予了优待。可这样一来，“联动”就更不肯罢休了，他们接连几次发动自己的成员去冲击公安部。公安部越让步，他们越闹得厉害。谢富治就来找我商量，怎么弄呢？我说，这事恐怕总理也难办，真要办，那得请示主席和副统帅。但你撇开总理去找主席和林总，又不妥当。我想了半天，给他出了个主意，去找人民群众。 我说，斯大林不是有句名言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去依靠‘安泰'（意思就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你去发动群众啊。他说去哪里发动呢。我说，你先与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联紧，北京的街道干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现在他们正在批判彭真的北京旧市委，他们充满了革命的热情。
马力和我是朋友， 四清时我们在一个工作队， 文革开始时我还出面保过他。所以，我打电话和他一说，他马上就把公安部附近街道的队伍组织起来了，他们一下子就动员了好多街道的里弄干部和积极分子来保卫公安部。因为“联动”分子身上都带着匕首等武器，所以那些街道来的老大爷、老大婚也拿着菜刀，擀面杖过来。一来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那些“联动”分子也都是欺软怕硬的。他不怕警察，知道你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不怕。可是看到那么多老百姓过来那他们就只有逃了。后来他们也聪明了，知道群众过来要有一段时间，所以就到公安部去冲一下，看看“街道大军”差不多要来了就跑了。那公安部的人也有经验了，看到他们来闹，有的干警就换上了便衣，大叫“老百姓（街道的人）来了，来了”，把他们吓跑了。谢富治挺感谢我，说你这一招果然有效。
“联动”的倒行逆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民愤。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次控诉联动的群众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大会是由“首都三司”组织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这个大会。会上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的罪行，群情激奋。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也非常气愤。地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就间，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杀、乱抄家的？这时下面就有人通条子上来，说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兴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雍站起来，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说把他们俩怎样。这时，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他们俩也都看着我。我说，让他们回家吧。
会后，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手，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说明一下。在电话里她都哭了。她说，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说，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絶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为她说说话。我相信她说的话，所以我对她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为她说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
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说，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说，也许地说得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说，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请。
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为之惊动，也很哀伤。因为她工作实在、为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 对许明为何自般，我想不应该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
文革运动初期，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资反路线打压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蒯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 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蒯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8月又有支持血统论对联的老红卫兵在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 许明亦未态度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为。而在9月，孔丹为头的“西纠”，公开对抗反对地院束方红因批判工作组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上国防科委上访请愿的事，是否背后得到许明的支持？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其座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12．7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
从1966年的年底开始，一些“联动”分子先后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为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著名将军陈士渠的儿子也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让他们去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 可陈士渠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陈士渠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还表扬他“大义灭亲”。后来董老（董必武）也为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参加“联动”的事，向毛主席写了检讨。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后，就让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联动”统统放了。
在放他们的时候，主席叫总理、江青和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去接见了他们。江青对他们讲了话，说，你们吃苦了，然后对他们谆谆教诲。当时被关的“联动”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认错。有的还当场喊口号，“感谢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气，他们又怕自己的队伍被分化，就在那里唱起了毛主席写的诗，“我失骄杨君失柳”。江青也拿他们也没办法。随后，谢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释放他们的指示，他们就喊毛主席万岁! 然后就走了。
主席后来就跟江青说了战国时“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毛主席当时还说，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
毛主席随后又让江青去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将军们作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江青在讲话中就说了“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鼓励老干部要继续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继续革命，为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真是炉火纯青，寓意深长。
第十三章
13．1 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 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又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或者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来看，都证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性。
开始的时候，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来进行的。从《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以后,许多大、中学校就掀起了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一些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的热潮。但当时被受到冲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单位的领导指定或授意的。后来刘少奇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工作组只是千方百计地去制止学生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斗争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由工作组所组织的以“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的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在校园里揪斗被他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揪斗中，出现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快地蔓延了开来，而且越来越扩大，特别在一些“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的带头下，进一步出现了非法开押、剃阴阳头、甚至是严刑拷打的情况。这样武斗的批判、斗争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的。
我自己在党时就曾亲自见过这种情况。一次我坐车出去办事，车顺着小胡同向大马路开去，就在出胡同的时候看见一位妇女，估计也就三四十岁左右，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捂着脑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脑袋半边没有头发了。我赶紧叫司机停车，走下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看我们穿着军装，就说，是被学校里的学生斗了，他们把我的头发都给剪了，我没脸见人了，我要赶紧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她说，学生们说我搞资产阶级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书教的，怎么是资产阶级教育。原来她是一位语文老师。看见她走路很难堪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她说不用，她家就在前面。
我回到钓鱼台的办公室，跟文革小组的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情况，说不仅剪阴阳头，现在“红卫兵”在街上剪人家长头发和小裤腿的也很多。
我在家里经历的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我的女儿是1955年生的，那时就十一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见她正对着一张凳子，用皮带叭叭地抽打。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批评我没有斗争性，说我不敢打老师，叫我回家练一练怎样打人。我说，你们在学校都打老师呀？她说，现在都在打老师，谁不打老师就说谁没有斗争性、不革命。我一听,觉得问题真是严重了。我说，你有没有打老师啊？她说，老师平时对我挺好的，我不愿意打老师。我说，中央文件里都明确说不准打人的，打人就是有斗争性啊？ 她给我背了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我说，不对，这是在解放前斗地主时说的，你们的老师又不是地主，你们有意见，可以批评他，但不能打他们。
后来，我们把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暴力事件的情况，向江青、陈伯达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确的批示，打人、挂牌子、喷气式、剃阴阳头都属于武斗，统统禁止。
在文革结束以后，把这些打人的事情都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坚决反对并制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时，许多有关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定，都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决定的， 中央文革小组当时的发言权还很小。
还有人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去学校，说成就是去制止打人的。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多数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并没有去制止打人，他们只是不许学生起来反对领导。他们对起来反对领导的学生，和他们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般都是实施残酷斗争的。 在毛主席批示之前，只有少部分的工作组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不同的范围内制止了武斗。
13．2 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李达那时已经76岁了，身体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
老舍的死在当时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热悉。 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如同喜欢郭沫若一样。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之人。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那时定下来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满族人。他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毛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可是大家都喜欢的老舍，怎么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说不可能，我们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也没有这种必要。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曽经怀疑是叶向真这些人搞的，但査无实据。江青又叫谢富治去查，也没有査出实据来。査了半天，有人把责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洁青和他儿女的身上，说她们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在外面挨斗，回家又挨骂。他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他们来人审问我的时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的事。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不好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对上官云珠，现在许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我从未听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相反，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思想又进步。批判《清宫秘史》时，江青还叮嘱我，别牵涉上官。她说上官虽然曾与《清宫秘史》编导姚克做过夫妻，但她与《清宫秘史》没有关系。《清宫秘史》受批判时，上官也受到单位群众的批判，她回答不好，《文汇报》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江青专门问我，上海为什么要斗她？江青说，上官是个老实人。江青认识上官的丈夫姚克。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对它的评价来的，主要也不是批判姚克。虽然上官的挨批判与我无关，但我当时还是马上把江青的意见告诉了张春桥，要他去处理。 春桥答应立即向上海方面通气打招呼。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还是发生了上官跳楼的悲剧。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挨不到江华，他也管不了。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
马思聪、傅聪等人的逃亡和死亡，也都是这样的情况。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可是他们又不拿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而是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和世界的人民。
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过节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了。周扬的弟弟跟她有过不礼貌行为。而周扬却听信他弟弟的话，不给她接组织关系。江青对此事一直不满。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他的弟弟。那时我是江青很信任的下属，她如果要整什么人，她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 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在文革中真要抓上海什么人，她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却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不是授人以柄嘛！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很可疑的。据我的观察,，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关系多是政治性的来往，江青在文革前与郑君里夫妇的关系很好，她能叫叶群去加害郑君里？！不可思议。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非常困难，有时甚至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晩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 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安排她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不惯，还是要回上海去。在文革中，江青曾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个保姆给关了起来。我估计这很可能是叶群叫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庭作证，控诉江青。江青见了保姆一愣，她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大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30年代后期才恢复党的关系。到1938 年她和主席结婚了，她在党内能有什么大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甚至不惜制造她的谣言，通过她来埋汰主席。但江青有时脾气不好，不善与人相处，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13．3 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的家被抄了，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主席帮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而且主席同时还告诉总理，看看还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赶紧保护起来。总理马上按主席指示去办了这件事。
我听总理讲，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并派部队去切实保护。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接着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期、沙千里、张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后就是国务院几位副总理，还有好多部长、副部长。江青一看有意见了，说，总理，名单里名人没几个，怎么都是你国务院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就不用说了，还那么多部长、副部长？
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主席不仅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把其他应急须保护的人也都保护了。冲击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
江青是个爱才的人, 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
在《红色娘子军》演吴清华的白淑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有血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江青还是保她。我在会上就听江青讲了好几次了。那时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是金敬迈，他那时威信很高，所有的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于是金敬迈赶紧找中央芭蕾舞团的刘庆棠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了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一件大事。后来毛主席逝世，江青被抓，白淑湘站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白淑湘如果真是这样说的，那要么她是受人利用，要么就是她把刘庆棠错误对待她当成江青对她的迫害。刘庆棠艺术上有成就，但为人不是很完善，不象钱浩亮、于会泳那样严于律己。像白淑湘那样的情况，当时如果没有江青保护，她的命运是很难预料的。
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了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保红线女，还要她去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文革一开始，东北音乐学院就把李劫夫定为黑线人物，学生要批斗他。江青跟我说，你把他弄到北京保护起来，让他住北京饭店，由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个报告，江青在上面作了批示。江青所作的这个批示的原件，被夹在一本我出狱时归还给我的书里。我根据江青的批示，专门去和沈阳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讲了话，做了他们的工作。后来李劫夫给我写来了几封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她说，他们都是为国争光的小英雄，去斗人家干什么。有人说他们是跟刘少奇黑线的。江青驳斥道，他们都是孩子，懂什么路线？又有人说他们是跟着贺龙的，是贺龙的人。江青说，他们跟贺龙能有什么关系？他们又没打过仗，没有卷入军队的内部斗争，怎么能是贺龙的人呢？总理知道我要去保护他们，非常高兴。他就叫荣高棠来钓鱼台找我，荣高棠原来是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时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13．4 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实际上人人都是积极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的。因为我们都懂点文化，知道那些东西的珍贵，不能随便就毁了。我那时一听到哪里有人在破坏文物，就心疼得不得了。一次我拉上关锋，一起去向江青专门汇报了关于文物被破坏的情况，江青又去报告主席。当时康生、陈伯达也都是很支持我这样做的。毛主席对一些人不认真搞“斗、批、改”，却喜欢去破坏文物，感到很不满。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开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他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
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旧”期间，确实还是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老红卫兵”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就拿批孔、清理孔庙、挖孔子坟的事情来说，最初是由曲阜当地的造反派提出来的，他们给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当地文革运动的情况。毛主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道理，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造反无理”。因此，我们觉得，批孔是文革应有之义。但这是件大事，让群众自发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动加以引导，防止造成不应有的破坏。当时北师大的学生造反派谭厚兰他们听说此事，反应很积极。陈伯达表示支持谭厚兰她们的革命精神。这个事当时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来讨论了，这个会总理和康生都参加了。总理在会上讲了话，康生、江青也关心这个事。关锋是批判孔子的专家，他对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他对清理孔庙，挖孔子坟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他也说了，孔庙、孔子坟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东风，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专家参加，不可乱挖、乱毁。康生在会上分析说，孔子坟里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孔子是穷教授，没有钱财，顶多有几捆竹简。陈伯达说，有竹简挖出来也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他估计尸体早腐烂了，孔子的后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个形式问题。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后，由陈伯达、关锋和我向《红旗》杂志的林杰作了传达，要林杰去北师大作动员报告。随后谭厚兰组织了一个队伍， 在1966年11月浩浩荡荡地开到曲阜，结合当地院校的师生，成立一个“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红卫兵在曲阜造反，山东省委马上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请示。 我即根据总理在中央文革会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电话回复山东省委，要求他们告诉红卫兵，孔庙里的牌区，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损坏，要保护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庙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样改造。孔坟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员在场参与，对墓中文物要保护。陈伯达亦将上述精神直接告诉了谭厚兰他们。后来听谭厚兰汇报，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对孔庙的碑匾、文物要保护的都写上了红字保护，并留有照片。
考古队和学生们一起去了之后，主要是当地贫下中农的造反队伍动手挖开了孔子的墓，发现里面全是黄土，什么东西也没有，连竹简也没一片，更谈不上什么珍贵文物了。实际上，那是不是孔子的墓也不一定，说不定就是后人随意堆起的一个土包包。孔子当时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最高的官职只是个司寇，而鲁国又是个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东西留给他。孔子死的时候，他弟子还没有整理出《论语》呢，所以也不可能把《论语》放在里面。他一生是述而不作的，没有自己的专著。而《诗》、《书》、《礼》、《乐》各种典籍也不可能放在里面。
所以，所谓的孔子墓，只是在他被捧为“万人师表”以后，才由后人重新给他重修的一个墓。而孔子死时为他造墓的人都不是官僚、富亲，墓里没放什么殉葬品也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几千年来，孔子的思想对帮助封建统治牢固自已统治阶级地位有利，他的墓实际上只是个糊弄人的象征。关于对孔庙里碑、匾等文物的清理，谭厚兰他们是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清朝康、雍、乾之前的碑、匾等东西，都是文物，不能破坏，以后的可以清理处理。谭厚兰她们当时就是按这个原则清理孔庙的文物碑、匾等东西的。
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
在中南海里也有文物保护的问题。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说中南海里有很多都是皇帝的御碑什么的，要搬走。总理说，中南海里的文物要保存，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东西要保存，1840年以后的东西，有许多也是文物，也要保存。我向战士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知道，康熙、雍正、乾隆的东西不能搬，也不能砸。所以，历代皇帝们在中南海立的那些石碑都保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