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武汉“七二〇事件”
1、主席、总理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武汉军区的阻抗
1967年的7月13日下午，主席召集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人开会的时候，主席提出，他要去武汉游泳。当时武汉应是天下最乱的地区，所以林彪和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反对主席去武汉。大家建议主席去北戴河游泳，那里比较安全。但主席说，天下之好水，莫若长江；长江之好水，莫若武汉。大家都知道，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是劝不住的。主席说，这次去武汉让杨成武跟着他去就行了。这时，汪东兴提出，他也要一起去，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证主席的安全。主席问，你办公厅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呢？汪东兴说，办公厅的事，他会安排好的。可主席没有同意由他自己安排，说那就交给本禹吧，戚本禹任中办代主任，并向林彪、总理征询意见。林彪和总理都表示同意，大家就都同意了，随后中央发了通知，任命我为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7月14日凌晨，主席就坐火车出发了。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在当天一早，就乘飞机赶在主席的前面先到了武汉。由于谢富治和陈再道以前都是四方面军的，所以总理又特地把正在西南的谢富治叫去武汉。王力是和谢富治一起到西南去的，由于王力对学生运动有些经验，因此总理就叫王力也和谢富治一起来武汉。跟着谢富治、王力去西南的几个“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战士也同机到了武汉。
上海“一月革命”成功后，各地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各极参与全国各省、市、区的夺权行动。但也激发了“走资派”、以及许多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不理解、不支持的“老干部”，和支持他们的群众的对立与反抗。当时一月“京西宾馆事件”、“二月逆流”和地方的“二月镇反”，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主席此行之前，比较支持上海一月革命模式，推动了包括山东在内的华东等地区问题的解决。而中南地区，最大的问题是武汉“百万雄师”，不但有以工人为主的几十万人的群众组织，还有武汉军区在背后支持；而造反派组织仍被打压。主席此行到武汉，主要不是去畅游长江，而是想继续推广上海模式，解决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不过他在思路上有所调整，不是打算让造反派一统天下，而是希望在避免武斗的情况下实行两派大联合。
主席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看了武汉各派关于文革运动许多材料，做过一番调查研究，对解决武汉问题，主席是有一个方案的。他是希望先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工作，让武汉军区从原来支持保守派的立场上转变过来，然后通过他们再去做“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工作。主席认为两派应该联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把“百万雄师”扶上来或打下去。武汉地区的“三钢”、“三新”虽然是最早批判湖北省委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力量比较小。所以主席是想以军队为主来搞两派的大联合，这个方案与年初解决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
1967年7月14日晚9时，主席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到武汉后，主席找他们两个一起谈过话，一面听取他们汇报西南的情况，一面告诉他们到武汉后，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先听取部队意见，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找两派头头和群众去做工作。但王力与谢富治没有仔细去体会主席的指示，对武汉问题的复杂性，显然缺乏认识，对先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做好陈再道等人的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没有认识。因而对主席解决武汉对立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的变化没有理解。他从主席那里出来就和谢富治先去大学造反派学生中发表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他们很可能是看到张春桥在上海签字承认工人造反派以后，中央文革只发了几个电报，就把那里的“赤卫队”搞垮了。所以他以为他在武汉也可以这样把问题解决。
1967年7月15日上午，主席召集陈再道、谢富治、王力、郑维山等汇报情况。下午，总理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武汉军区向总理汇报了造反派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这个会一直开到18日，总理根据他对武汉文革运动的了解，批评了武汉军区，并总结了三条原则性的意见：
一、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
二、“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
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以上是根据王力与一些与会者的回忆整理的。关于总理讲话，现在的记录是总理共讲了八点意见。）
7月18日，总理讲了三点意见以后，陪同陈再道等见了主席，随后回京。当晚，谢富治、王力受到总理讲话的鼓舞，又一起去武汉水院（时称“红水院”）“二司”总部与在场学生见面。19日凌晨到水院体育馆，对数千学生、工人发表讲话，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武汉当年空军领导人刘丰亦代表部队表态。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响彻全场。谢、王等人讲话随后在武汉全市反复播放。这引起武汉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等人的愤慨与不满，他们回到师部，向师部各级领导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传达了总理和谢、王的讲话，开始策划和布置人，准备到东湖宾馆冲击和抓斗王力、谢富治，“给中央文革来个下马威”。
就在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策划惊天动地的抓斗王力行动时，王力却在造反派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声中失去了冷静。在7月19日下午3时，王力在同谢富治一起去参加军区党委师级以上的干部扩大会时，在扩大会上发表了当时绝不应该去讲的许多话。
例如王力竟在扩大会上指责军区这些养尊处优的高级领导，“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的一课，从ABC讲起。”正像一位哲人所说的，就是几何学原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人们的反抗。出席会议的师级干部普遍对王力的讲话反感。可能是同去的谢富治对王力的讲话也觉得过分了，便在王力讲话的中间，退席回宾馆休息了。王力不知情理，仍然滔滔不绝地在批判不已。可以想象，王力这次讲话以后，武汉军区大部分干部，都会支持牛怀龙司令等人策划的去东湖宾馆抓斗王力的错误行动。所以毛主席在“七二〇事件”以后，批评王力说，“不好好作作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乱发表意见，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主席还批评王力对“七二〇事件”中犯错误的干部批评的态度“很凶”。但无论是主席或中央文革都不认为王力是“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仍然是武汉军区对中央处理武汉文革运动方针的反抗。王力的讲话不过是个导火线，没这个讲话，武汉的文革运动照样会爆发大冲突。而且当时，独立师的领导与“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是知道毛主席已到武汉，坐镇处理武汉问题。他们将矛头对准王力，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斗争策略。当时，他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公开叫板与反对毛主席。
但当时王力的公开表态和讲话确是把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激怒了。他们抓住王力为目标，说王力这是在支一派、打一派。说他是欺骗中央，伪造中央指示。当时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仗着自己人数众多，而且已经通过武斗控制了武汉局面，用卡车运来大批人马到东湖宾馆王力的住处来抓斗王力，后来又把他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武斗。在武斗中，王力人被打伤，脚踝被踩得骨折，连胡志明主席送给他的手表和他随身的钱包等均被抢走。接着，他们又在全市组织武装游行，向中央文革示威。应该说，他们中除了独立师的领导和“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毛主席也住在东湖宾馆。后来跟着王力去武汉的有些人说，当时“百万雄师”他们是故意冲着毛主席去的。这种说法对广大群众来说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后来武汉事件的的解决就绝不会那么容易了。这一点，毛主席在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时就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2、中央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经过
“北航红旗”有个女红卫兵叫尹聚平，她是随王力一起从西南到武汉去的。王力被抓时，她也被抓上车。尹聚平后来说，她当时也穿着军装，又是个女的，年纪比较小，现场的情况又非常乱，没人注意她。所以当车子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停下来的时候，她就悄悄地下车走了。然后她就跑到水利学院，赶紧找到一个电话，向“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等报告说，王力被抓了。
“北航红旗”接到尹聚平打来电话，马上报告中央文革，这时已经是7月20日上午了。那时我们都刚开完会，回去休息了。中央文革办事组是王广宇在值班，他接到北航的电话以后，立即就去找了陈伯达。陈伯达那时也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陈伯达的秘书听说，王力在武汉给保守派的人抓了，赶紧就把陈伯达叫了起来。关锋就住在陈伯达的楼下，于是又把关锋拉起来。他们两个就到十六号楼的文革会议室来商量解决办法。我就住在十六号楼的楼上。王广宇问陈伯达，是不是把戚本禹也叫起来。陈伯达说，不用了，我们来处理。可是王广宇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于是他就上楼来找我了。我是从来不吃安眠药的，他一叫我就起来了，问什事？王广宇说，王力在武汉被人抓起来了。我一听就急了，这不是王力的事情，毛主席也在武汉啊！我赶紧起床跑到办公室。我看到陈伯连和关锋正在起草一封绐武汉地区造反派的信。他们准备在信中宣布武汉事件为“叛逆”。这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得赶紧去请示江青和总理。
我先直拨西花厅的红机子。总理的值班秘书说，总理已经劳累了两天两夜了，刚服了安眠药睡下。我只好说，事情非常紧急，你一定得叫总理起来，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向他报告。你去找护士，让她给总理准备一些可以恢复神志的药物。
在秘书去叫醒总理的时候，我又给在武汉的汪东兴打了电话。汪东兴就跟我说，情况十分严重，好像还有部队在向这边运动。我说，主席那里的情况怎样？他说，还没有去请示主席，不过我们警卫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能够应付。
这时总理来接电话了。我就说，总理，不得了啦！他们冲击了东湖宾馆，王力、谢富治已经被他们抓了（后来才知道，谢富治并没被抓），现在就怕他们冲击主席那里。我刚跟东兴通了电话，他们警卫都在做准备了。总理一听说，啊？！这怎么得了！我马上过来。
紧接着，我又赶紧去报告江青。江青就住在11号楼，距离16号楼就两百多米，可我还是坐了车过去。到了那里，我先把护士许春明叫起来，让她去叫醒江青，小许说，首长刚吃了药入睡了，我不敢去。我说，你就说，是我让你叫的。有特别重要事情报告，一切由我负责。
江青一听是主席住的东湖宾馆被围，就紧张了。我看得出她心中的焦急。但是她在面上却还是很镇定的样子，她让我把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然后她想了一下，便当机立断地说，这事得去找林总！他冷静、果断，能处大事。于是我就立刻通知了叶群和总理，让总理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住处会合。又通知了康生，康生总是失眠，比较好叫。接着我就叫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上了车，跟着江青的车一起朝人民大会堂直奔而去。
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已经整整齐齐地穿着军装坐在那里看地图。我一看，林彪果然是大将风度。我们把情况一讲，他很平静地说，不要紧，主席那么高的威望，他们翻不了天的。但我们还是做好各种的准备。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
于是，总理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注东兴。汪东兴说，警卫已经布置好了几道防线。但毛主席说，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败，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总理说，主席是有他的办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主席承受任何风险。江青在电话里和毛主席说了话，只有在那种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江青和主席的感情有多深。江青叫主席离开武汉。主席说，我不离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
之后，又商量了马上派邱会作，带着林彪和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去武汉劝主席马上离开。林彪在把信交给邱会作的时候，说，你人在，这信就要在。接下来又决定了总理立即飞武汉，亲自去安排毛主席离开武汉，直飞上海。
随后，林彪向他的参谋们发出了一个一个的指令，进行军事部署。我听到林彪的参谋不断在向他报告，距离东湖宾馆最近的部队的位置，以及他们到达东湖宾馆需要的时间，等等。
等我们从林彪那里出来的时候，这时，我看到长安街上已经贴满了声讨陈再道的标语了。前后才半天的功夫，大字报和大标语就贴满了整个北京城。有的标语上把“陈再道”，写成“陈贼盗”，“打倒大军阀陈贼盗！”没过多少时间，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就上街游行了，他们高喊着口号，“陈再道反对中央文革，罪该万死”。没过多久，部队的大标语也贴出来了，“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陈再道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罪该万死！”等等。很快，在全国的所有大、中城市也都行动起来了。大字报、大标语、大游行。
当初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发动红卫兵造反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不很理解的。碰到了这个事情，我才明白了主席的髙明。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有全国广大群众的支持，你想要搞政变，没有那么容易。你那里还没有把东湖宾馆包围住，全国就行动起来了。陈再道这些人总得有所顾忌的吧。在回来的路上，江青说，我说去找林彪，没错吧。
3、北京举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大会
1967年7月22日上午，江青跟我说：王力在武汉到底讲了些什么话，是不是他把事情弄坏的，咱们还不知道。但不管怎样，武汉“百万雄师”公然反对中央文革，那我们就要明确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在接到王力已被空军部队救出的消息后，江青要我布置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准备去机场迎接谢富治、王力回北京。
我在布置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怀疑是王力乱讲话，捅出了大漏子。我对关锋说，王力闯了这么大的祸，还要我们去欢迎他，不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关锋说，不用分析就知道，他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现在心神不安，七上八下，还不知中央会怎么样处理他呢。
总理和谢富治、王力是分乘两架飞机从武汉回北京的。总理在飞机上听说下面有很多人在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就叫谢富治、王力的飞机在空中转圈，他自己先下了飞机，随后他也一起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去。等王力下了飞机，就坐在了轮椅上，总理和江青站在两边迎接他，一副欢迎英雄归来的样子。我跟关锋说，他还一付挺得意的样子，这个人没救了。关锋劝我说，你别这样，他挨了打，还坚持革命，也算不容易了。要是叫你去，碰上那些蛮不讲理的“熊师”，你怎么办？我说，是，“熊师”也不是仅仅对着王力的。但他去外面也应该谦虚谨慎，讲话也应该请示一下呀，他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听到他向文革小组做过一个像样的汇报。
王力回到北京以后，看到中央文革组织那么多人欢迎他，就丢弃了不安情绪，人也活跃起来了。新华社的人要他去讲讲事件的经过，他就给新华社作了一个报告。说那些人怎样打他，他又是怎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还说了这样一个情节，说他听到部队里那些打他的人在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他说他怀疑他们所说的“老头子”是指毛主席。
我问关锋，王力说的是否确实？关锋说，不管确实不确实，他这样说法都不好。按他这个说法，那武汉的部队和群众反对的就不是王力、谢富治，而是毛主席了。这问题可就大了。我说，我认为广大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对毛主席都是拥护的，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反对毛主席。如果他们真的是反对毛主席，也不敢当着王力的面这么说出来的，那不是自我暴露吗？所以，我后来就对王力说，你不要再讲什么他们是反对毛主席了，讲反对你就够了。就是确实讲了，也不能对群众这样说。这不是损害毛主席的威信吗？我还对王力讲，你也别再到处去作报告了。总理、江青去接你，那不是为了树立你当英雄，而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你这样到处去说，把自己说成是英雄了。英雄哪有自己说的，英雄要让别人去讲的。王力倒是很虚心听了我的意见。
中央文革碰头会开会讨论决定，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百万雄师”。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表示同意。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叶群也参加了，会议并没有安排林彪参加大会。可是，临要开会时，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大会，表个态为好。我说，那当然最好喽。我连忙把林彪要参加大会的事向在上海的毛主席作了汇报。过了一会儿，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说主席要他也上天安门参加大会。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连杨成武也要上。他说，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名单上，要有他们的名字。汪东兴、杨成武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登上天安门的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身边的人也参加了声讨大会。这意义不一般。
在7月25日那天，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万人。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
在这次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了“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口号。本来在“五一六通知”里，就已经有毛主席亲自增加进去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了。所以，我对这个口号也不是太在意。可没想到，正是这个错误口号首先导致了王力、关锋的倒台，当然他们的倒台还有原因。
大会的当天晚上，就有人去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附近去游行、示威喊口号。后来，在秦城审判我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是我指挥人干的。其实我确实没有主动指挥去干这件事，江青也没有绐过我这个任务。这件事我又确实知道并支持过，虽然它确实不是我指挥的。那天开完大会后，是叶群拉着我到文革办事组，指挥着让“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组织叫人去的。当时是叶群具体告诉我们叫红卫兵去那里那里的。叶群当时在文革办事组里这么指挥人做这件事，我在旁边当时也只能配合着她，而江青当时也在场。现在叶群已经死了，他们要把这件事的责任全推在我的身上，我也只能认了。反正事情都过去许多年了，我觉得更多地辩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4、批斗陈再道
总理回到北京后，经常同在上海的主席商量，怎么处理陈再道？总理说，是否宣布他们是叛逆。主席不同意，说，不要这样说。我看他们并没有下决心来反对我。他们要是真的下决心反对我，调几个师把东湖宾馆围起来，我们就出不来了。
7月23号中央打电报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北京开会，讨论他们的问题。24号凌晨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一行数人抵达北京，总理把他们安排在京西宾馆。
陈再道他们一住进京西宾馆，首都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起码有两、三万人，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这件事倒跟我有关系，是我让中央文革的文艺组动员了不少人去参与了包围。当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都对陈再道感到非常愤怒，所以我跟他们一说，陈再道就住往京西宾馆。文艺组的金敬迈就说，我们去造他反去！他把文艺组、各个艺术学校和样板剧团统统带上。金敬迈动员的人至少在万人以上。还有上万人都是穿着军装的，那是叶群劲员去的。另外还有一些工厂、学校的，那是群众自发去的。
这几万人先是喊喊口号，后来就冲进大楼了，他们要去抓陈再道。按照总理的意思，陈再道是中央把他请到北京来开会的，不能抓他们。而且既然请他来了，就不应该再去包围人家。你把他包围起来，这就好像是事先设了个圈套让人家来钻，那是中央失信了，这个不好。况且，这么多人冲进去，陈再道真要被抓走了，搞不好就会把他打死。所以，总理命令傅崇碧去想办法保护陈再道。傅崇碧让警卫战士把陈再道等人放到一部电梯里，然后把电梯停在两个层楼的中间，这样上下都够不着了。
傅崇碧很聪明，他一看群众中有好几个他认识的样板剧团的演员，“老三军”的代表，就报告总理说这事跟戚本禹和叶群有关。总理就把我找去了，问，是不是你动员人去揪陈再道的？看到总理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就老老实实地说，是我给文艺组的人透露了一点消息。总理就说，你马上让他们走！这怎么行啊？我们中央让人家来开会，你弄了那么多的群众来包围，万一群众激动起来，把他打伤了、打死了，我们怎么跟毛主席交待？！我一听，也觉得紧张了，就赶紧通知金敬迈，让他赶紧把人撤走。接着，总理又叫叶群撤人。
在开会时，总理又拿这事批评我和叶群，说，怎么不经过中央同意，你们就找人去包围京西宾馆？我知道错了，就当众给总理再次认错。可叶群不高兴了，她顶总理说，他们在武汉把毛主席都包围了，我们去包围他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们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表示我们的忠心嘛！总理说，你表示忠心当然可以，但也不能不经过中央同意，就冲进去抓人，要真出了事，我怎么跟主席交待？叶群说，我们也没真抓他，我们只游行示威，吓唬吓唬他也不可以吗？总理说，示威可以，但你们能控制得了局面吗？叶群说，我们不进去抓人，就叫人在门口走走，喊喊口号，这总可以吧？他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我们喊几句口号还不行吗？
老实说，也只有叶群敢顶总理，我是不敢顶总理的，我要是顶总理，那江青就会找我了。由于叶群的坚持，总理就说，那你们就去喊喊口号吧，但不准冲进宾馆，不准抓人。总理还说，到时候，他们去示威，你们中央文革的人也都一起去看看，免得出事，万一有什么事，你们要负责的。那天晚上，叶群就又组织人在京西宾馆门前举行了游行示威。江青、陈伯达陪着叶群坐往车里到京西宾馆的边上去看了。晚上的游行，队伍就很有秩序了，不像上午那样把京西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而是沿着宾馆门前的路走走，喊喊口号。不料，江青、叶群他们坐在车里，被游行的群众认出来了，车被群众围了起来。这时我急忙下车去找傅崇碧，让他派人来指挥疏散群众，为她们解了围。她们回到钓鱼台以后都埋怨总理，说是上了总理的当，他叫我们去看看，结果差点就出不来啦！
接着是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陈再道。八大军区的司令，除了许世友，其他的都来了。当时许世友还在华东，他要负责主席的安全。陈再道在京西宾馆的房间门口有战士看守，但也算不上是软禁，他有自由，可以和来参加开会的韩先楚等人聊天。
在批判会上，陈再道极力否认是他指挥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去包围东湖宾馆的。他说他只是对王力有意见，但绝对不会去反对毛主席。他说，我们保卫毛主席还来不及呢，哪敢去反对毛主席？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反毛主席。我要是反对毛主席，那老百姓还不一人一口把我咬死啊！我看陈再道讲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挺诚恳的。我相信他还没有下决心反对毛主席，更不敢去加害毛主席。但是，他真的没有通过包围王力给毛主席施压的意图？我就不相信了。还是主席讲的，他只是还没“下决心”。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队的批斗大会，这个会不是很文明，甚至比地方还不文明。在会上的发言，也是一个嗓门提得比一个高的，骂人的声音很大，而且粗话不断。我看江青坐在那里都听不下了。吴法宪还上去揪住陈再道的耳朵，打了他两个耳光。在休会时候，我还看见吴法宪叫服务员让陈再道在边上罚站，又去摘棹了他军帽和衣服上的帽徽和领章。但并没有后来所谓的纪实文学中所描写的拳打脚踢的场面，那全是瞎编的。
不过，陈再道在他的检讨中却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他心底里是非常痛恨造反派的。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平平安安的。可造反派一起来就全乱了。所以，他真是想把他们都抓起来枪毙。听了陈再道说的话，我当时就想，怎么共产党的干部当了权以后，就变成这样了呢。主席在一开始的时侯，对“七二〇事件”的性质也没有弄清楚。到了上海以后才弄清了一些情况。后来主席在写给武汉军区的信里，还是称陈再道为同志。总理看到主席的电报以后，立刻就下令撤除了看守陈再道的士兵。陈再道就住进有大客厅的套间，待遇和其他中央首长一样了。“七二〇事件”以后，主席很关心部队对这件事情的反映，他让我们去了解。我布置了文革快报组的记者到各地的部队去收集情况。下去了解情况的记者很快就有报告上来，说部队里有一些人对这件事情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听到福州军区有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公开说，这下好了，中央文革有热闹好看了。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给了毛主席。
第二十六章 关锋和王力
1、《红旗》杂志1967年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给武汉军区的指战员写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锴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时，主席跟总理说，“武汉的问题，应当作为内部错误来处理，因为陈再道并没有下决心反对中央，否则我们就出不来了。”
但主席的这些指示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进行认真讨论。所以陈伯达、王力、关锋，还有林杰参加，在为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所写的《红旗》杂志社论中，非但没有很好地宣传毛主席对“七二〇事件”所作的上述指示，反而在文章中号召全国人民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同一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员的文章则更厉害，它的题目就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开火”。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了。
当时的《红旗》杂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对全国运动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指导运动方向的。所以按照规定，重要的社论都是必须经过中央的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因此像这样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就擅自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改变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的指向，确实是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严重错误。社论发表之后，已经有一些地方的群众是这么理解的了，许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提出要搞第二次大串联，要第二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起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士兵们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他们的对立面也会拿起枪来，那不等于号召武装斗争吗？如果再有几个军区出现类似“七二〇事件”这样的事件，那全国局面就乱了。
2、王力的“八七讲话”
从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有许多干部，还有外交口院校的许多学生，起来造外交部长陈毅的反。但总理是极力保护陈毅的，主席其实也是保他的。而陈毅的个性很强，有些不把造反派放在眼里，种种原因使他同下面造反的群众的对立情绪亦愈益激烈。
“二月逆流”以后，陈毅在党内受到了批评，外交部造反派就提出要斗争陈毅，打倒陈毅。总理曾叫我和陈伯达到外交部接见一下造反派，告诉他们外交无小事，不能因为造反而影响部里的正常事务。告诉造反派，可以给陈毅提意见，但要支持陈毅的工作。
4月底，姚登山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一次会议上姚登山问我，陈毅要不要保？我说：保不保，是要由中央决定。群众批判陈毅是可以的，大方向是对的。现在陈毅是应该给学生做个检讨，以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
在8月初，姚文元从上海打电话给我，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接见外宾时说的话，毛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嘛，打倒一下也没什么，打倒了还可以再保的嘛。”当时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话写成了文件，给总理及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过。总理指示，要我和关锋根据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外交部给他们讲了次话。往我们的讲话中都是按照主席的意思来讲的。但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听了我的讲话以后，并不满意。因为到底陈毅可不可以打倒，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王力从武汉回来以后，是被当作英雄看待的，可他自己却不知道其实他在武汉是有错的，主席已经对他不满意了。他听说外交部的两派对我和关锋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告奋勇地在8月7日那天，把外交部的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找到钓鱼台来和他们谈话，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为“王八七讲话”。他的讲话被姚登山他们记录了下来，回去就把它在红卫兵的小报上登了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句有问题的话就是：外交工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嘛。
本来总理已经代表中央作了宣布，中央各部委的权力是属于中央的，红卫兵可以参与监督，但业务权不能夺。所以，王力的讲话就出格了。但是后来在申辩中，王力说他并没有讲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
1967年8月22日，离王力“八七讲话”才两周时间，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为抗议港英当局压制香港爱国新闻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时周总理在群众强烈要求下签批发了一个“对英国政府的48小时最后通牒”。8月22日是最后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没有答复。于是，造反派冲进了英国代办处，还放火烧办公楼（被救）。这件严重的外交事件有清华“414”这一派红卫兵的参与。清华“414”是清华大学蒯大富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对立面。但中央从总理到江青，当时未加区分地认为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背后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挥的。其实，这事并不是王力叫做的。周总理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其实这件事的发生与他签发“最后通牒”考虑不周有很大关系。
这件事情发生后，总理就写了封信，通过杨成武带给了在上海的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北京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王力的“八七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群众“包围中南海”的情况。毛主席看了总理送去的材料，很快就作出了认真纠正运动中错误倾向的指示。
3、王力、关锋受审査
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马上向总理、江青传达了主席的指示。
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的人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没有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了王力、关锋。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外交部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力说红卫兵可以夺外交部的权，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
随后江青对我说，你去叫王力、关锋来开会。我让秘书去15楼通知关锋过来开会。我自己跑到16号楼的楼上去接王力下来。王力的腿伤还没有好，不能走路，我用轮椅推着他到了楼梯口，然后挽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会议室。
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陈伯达见到问题严重了，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便说这两篇文章他都没有看过，是王力、关锋擅自决定发表的。关锋在会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最后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并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可是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关锋就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还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于是总理就当场叫人去把原稿调来，可原稿被陈伯达拿走，找不见了。总理又叫他的秘书去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这下子陈伯达没办法了，就又推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胡涂的，忘了。
尽管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件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震动就太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说了，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责任。
接着又讨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
王力在会上否认他说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总理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传达纪录和红卫兵的小报都调来，有的材料上面有这话。虽然也可能是记录的夸大记忆，但毕竟是已经在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总理、江青叫我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钓鱼台2号楼进行隔离审查。当时钓鱼台2号楼是空着的，我就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了那里。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把王力和关锋安排好之后，又回到了会议室，向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汇报了安排的情况，和他们两人表示愿意认真检讨错误的态度。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着他们，关心一下。随后总理就离开了会议室。康生和陈伯达也跟着走了。等他们都离开之后，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感等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流了泪。
4、毛主席在我检讨书上写的批示
杨成武回到北京的那天，在他向江青传达主席指示的时候，我也在边上。会后杨成武跟我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这是他第一次来我这里。杨成武对我说，主席向我问起你了，说，戚本禹近来表现如何？我当时给你说了好话，我说戚本禹是忠于主席的，是跟着主席干革命的，我讲了你写的文章，战斗性很强，作用很大。主席说，你在年轻人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说你跟王力他们是不一样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秘书都在场，而且这次会面也记入了我的工作日志。但我从秦城出来后，看到杨成武对采访他的人说，主席那时就说，戚本禹是坏人。我想如果主席真说了这话，那杨成武当时就不敢到我办公室来说那番话的。实际上主席对王力、关锋究竟是怎么说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徐业夫告诉我的是，他听主席说，王力、关锋二人犯了错误，要反省。为此我出狱后还给杨成武写过封信，问他主席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他当时说的与后来同记者说的不一致？他一直没有回复我。
那时，江青也对我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我看到当时江青很为我躲过一劫而高兴。
在王、关被隔离后不久，总理跟我说，你应该给主席写个检讨了。江青也让我写，于是我就写了封信给主席。我在信里面说到，这次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没有察觉出来。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主席）思想的小兵。”
没过几天，徐业夫就从上海给我带回了毛主席在我信上作的批示：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九月七日”。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给总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都看了。
他们也都在上面画了圈，但都没写什么。只有总理写了个“阅”字。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只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总理都会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可这次总理没有。
我问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给王力和关锋看。江青说，你拿去绐他们看好了。我说，我一个人去恐怕不合适，是否叫个人陪我一起去？江青说，让春桥陪你一起去吧。于是我就和张春桥一起去了。王力、关锋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兴。
自从王、关被隔离，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我很少出去，有些会议我也不去参加，省得别人有想法。这时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并下石。王、关被隔离后的第一次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没去参加，外面马上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以后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会议我都去参加，一直到我被打倒。
1967年的国庆前，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分工：张春桥起草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起草国庆社论;我负责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
我因为参加过《毛选》的校对工作，对主席的语言风格比较熟悉，所以我把各地整理出来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作了汇总。我发现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要实行革命“大联合”，也就是各派都要参加掌权，而不是支持一派去压倒另一派了。这实际上是个战略思想上的大转变。我想，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思想。主席看了我整理的东西是满意的，在我送上去的整理稿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多少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在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述了毛主席的“要斗私批修”这句话。可是在最初的稿子上写的是，“要批修斗私”。我提了个建议，革命总是先内而后外的，而且从逻辑上讲，总要先把自己的私心去掉了，才好去批修。所以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春桥觉得有道理，主席和林彪也说好。于是就把“批修斗私”改为了“斗私批修”。
5、关于王力的《反思录》
康生在王力受审查的时候，曾提出过王力有一个参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王力解释说，那是他在东北军工作的时候，受地下党组织的指派而参加的。王力还说，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谷牧。后来谷牧专门写了个证明材料，说有这事，当初是组织上为了工作需要，叫他加人国民党的。这件事使我对谷牧的印象很好，尽管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大家的意见不同，但他没有在王力倒霉的时候端上一脚。
江青原来对王力并不熟悉。他是在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康生把他从北京带到上海时才与江青认识的。王力为人爽朗，处事灵活，口才特好，但是说话常有水份，所以江青不太适应他，说他像三国的马谡，“言过其实”。一次，江青还悄悄对我说，你别看王力那么慷慨激昂，将来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是出现挫折，他也许不如关锋呢！关锋有点倔劲，不容易屈服。唉，江青看人有时也挺有眼光的。
我在1986年从秦城出狱后，在王力的《反思录》出版后不久看到了这本书。本来，一个人对自己以往的事情作出回顾，对一些问题作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这是最起码的。
可是我在王力的《反思录》中，却看到他不少罔顾历史事实，刻意去迎合邓小平之需要的地方。
譬如，王力在《反思录》中有一章，专门是说毛主席1967年7在武汉曾单独找他谈话，说什么如果林彪身体不好，他还是想用邓小平的。接下来又说了些主席赞扬邓小平的话。
毛主席那时确实说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别开来的。但是关系到接班人这样的敏感话题，主席怎么可能在那种时候，去随便给一个他并不太熟的人说呢？如果当时这话传到林彪的耳朵里去了，那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主席还是信任和倚重林彪的。再者，就我所知，那时，除了江青、康生之外，主席很少单独召见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有时单独去见主席，那是因为中央秘书局的工作需要。只是后来在上海的时候，主席曾单独召见过张春桥、姚文元。但主席从未单独召见过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央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主席真的跟王力说了什么重要话，那王力应当马上把主席的讲话向中央常委汇报，而且不允许私底下去跟别人说。王力在中央工作时间不短，他应该很懂得这些纪律的。
但是，王力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编造出这些东西，一开始我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听人说，邓小平在1978年重新上台后，曾派邓力群去秦城跟王力谈了两次话。邓力群告诉王力，邓小平说了，现在就是要重用像王力这样的人。现在需要他这样的知情人出来说话。我想，王力的这些东西应该就是这么出来的。
可是后来邓小平并没有重用王力。我所知道的原因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出来揭发王力，这人把一些情况告诉了邓小平，说当年揭发、批判邓小平，王力是最起劲的一个。而且王力在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的时侯，有时不叫邓小平的名字，而是以“矮子”为代称。
此外，陈云是坚持要开除王力党籍的。所以，尽管王力大讲邓、陈的好话，可结果还是被人家“双开”了，落得个“里外不是人”。他在《反思录》里自诩“留得清白在人间”，其实是越留越不清白。
王力对陈云对他的落井下石很不满意。他在反思录中上说道，陈云是很有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
王力在反思录里还说，中央的大部分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又说文革时的社论大部分也是他起草的，这些都是夸张之辞。事实上，在中央文革小组各路英雄好汉中，王力是比较缺乏思想的。王力的长处是记录速度快，当时都称他“王快笔”。大家在一起讨论文章时，一般都是王力记录，这样一来，留存下来的文稿很多都是王力的笔迹。王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口才好，别人提出的观点，叫他去讲，他能转述得比你讲的都好。但你要他自己提出一些新思想来，那就很难。
王力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也是他总结出来的，这夸张得太离谱了。在这件事情上，关锋、张春桥、姚文元的贡献比他大得多。
6、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完整表述
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献》——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关锋说，这文章很难写，而且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关锋经常把自己关在钓鱼台的房问里冥思苦想。他的秘书说，关锋怕别人打扰他的思考，一般不接电话。
在起草的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些我的想法。
记得当时有一本书，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的，叫《新阶级》。它里面写到，在社会主义草命取得胜利，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他们掌控了国家的一切资源，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我看了以后，觉得吉拉斯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是很相似的，说得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批判吉拉斯是修正主义呢？关锋说，这不矛盾。吉拉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里面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并以此来整个地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则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特权阶级的发生和发展。
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我看到陈伯达、姚文元把毛主席关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致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排印了出来给主席。主席看了并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1967年11月6日，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公开发表，在国际、国内影响巨大。这篇文章同5月份纪念“五一六通知”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以及国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是文化大革命中论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三篇非常重要的文件，三篇文章均经毛主席批阅、修改。毛主席指示，在论述继续革命思想时，不仅要引用他的话，还要多引列宁的话，要紧紧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关锋等积极执行主席指示，一再地引述了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地、经常不断的、普遍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江青说，王力、关锋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尤其是关锋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总结“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上所作的贡献，不应该否定。
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关锋说，江青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还挺大。但同时他对江青的评价却非常髙。他说，你看所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几个能和江青比？连蔡畅、邓颖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帅孟奇在敌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宁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线斗争中却表现得不理想，还跟着刘少奇跑呢。再说国际上的，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还有列宁的夫人，哪一个能比得上江青？所以关锋说，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没有反过，现在、将来也不反。关锋认为江青要本事大点就好了。不过也难，江青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没有生产斗争的经验，政治上也经验不足。另外，在性格上她不大善于与人求同存异，这就不容易团结同志。
可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近来阎长贵又写了些关于江青的文章，较前要客观真实些了。
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鹰，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
7、关锋对王力的批判
关锋和王力在文革中的关系非常好，很多事情他们都是一起商量配合着去做的。我因为忙于处理小组的日常事务和中央秘书局的工作，所以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像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多。我对关锋一直都很尊重，但对王力是有看法的。但关锋总是劝我不要对他太存偏见。
1986年我从秦城出狱后，就想方设法去找了关锋。而关锋和他的夫人周英也到处在打听我的消息，想跟我见面。我和关锋见面后，他就告诉我，王力投靠邓小平了，跟着邓小平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关锋说，王力还想把他也拉过去，被他拒绝了。我那时知道王力也在到处打听我，要和我见面。听了关锋的话，我没与他见面。后来王力来到上海，又托人来跟我说，想跟我见面，我也婉谢了。
1995年的4月24日，关锋从北京写信告诉我，据说王力卖了收藏的文物，在京郊买了两座住宅、高级轿车，自费雇佣司机、厨师、打字员、保姆服务人员等多名。我无法查实也无兴趣证实这事，一笑了之。
2002年6月23日，关锋写信给我说：“王力的两本厚厚的《王力反思录》，香港友人给我寄来了一套。粗看一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么对付？您什么时候来京，看过细商。”
关锋在《王力反思录》上划出了很多地方，准备予以批驳。可惜他因身染重病，写下的文字不多，终于没能如愿。关于关锋写给我的上述信中的内容，我往《回忆录》后面部分照录我们来往的部分信件中，还可更加完整地看到。
第二十七章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1、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重大的决定都是通过开“中央碰头会”来决定的。每次开会的名单，除了主席有特别交代的，一般都由总理来决定。总理写了名单交给秘书通知下去。
如果主席参加会议，那会议就叫“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就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北京厅进行；偶尔也会在“游泳池”开会，但冬天在那里就比较冷。主席好像特别耐寒，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还觉得冷，他却一直不让开暖气。
如果主席不参加会议，那会议一般就在怀仁堂举行，通常由总理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和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林彪那里基本上都是叶群来的，军队由杨成武参加，谢富治基本每次开会都来参加。
这在当时就是最高的中央决策会议了。像批斗张霖之、从四川带回彭徳怀这些事，都要由这个会议来讨论决定与通过。有些事还得经过主席的批准才好去执行。
就我所知，那时除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外，只有总理可以不用通报就去主席那里。其他人，包括陈伯达在内，要见主席，都需事先通报主席，并得到同意。以前刘少奇是可以不经通报就去主席那里的，但是现在不可以了。包括中央开会，如果没有得到通知，他也不能参加。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是由总理来主持，陶铸协助总理。
“二月逆流”以后，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等人，除了工作需要就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后来总理就把这个会议从怀仁堂搬到钓鱼台的16号楼来开。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还是由总理决定，总理把名单给我，由我交文革办事组去通知，这个会议后来被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其实，这两个叫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参加的人有了变化，原来国务院的几个领导，总理不让他们来参加了。这个时候毛主席亲自指定粟裕来参加中央碰头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叶剑英一般也不来参加会议了。
凡是有总理来参加的会，会议都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都会事先把要讨论的问题写往一张纸条上，然后一条一条地进行讨论。从1967年2月以后，连国务院的很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来讨论解决。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总理就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员。
除了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会议之外，中央文革小组自己也经常开会，除了有重大事情需要专门开会讨论之外，一般日常的事情并不规定开会的时间，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但经常到会议室来碰头，先到的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了。有重大事情则必须请陈伯达、康生、江青到会。
在开始的时候，大多由陈伯达主持会议，但他的口音很难听懂，讲话又常常不得要领，所以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在下面开小会。而当江青主持会议的时候，那大家都会认真地听，认真地讨论，。下面没有开小会的。那时，小组的人（包括我）都有点欺负“老夫子”。
2、总理与江青
周总理和江青，他们两个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有时也有意见分歧，比如那时有“临时工”、“外包工”起来造反，这些人的生活处境困雏，而且也确实因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对他们的待遇不公平。江青听了他们的诉说，看了他们的材料，难过得哭了。江青有个优点，她对普通的工农群众都很爱护，对他们很有感情。她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他一一列举国家财政用度上的缺口，说暂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总理和江青的关系有点像是兄妹一样。江青经常会绐总理说好话，要总理帮她出主意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江青经常跟我说，你跟他们（指王、关等人）讲啊，不准反总理，这是大局。总理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呀！我就把江青的话去跟王力、关锋说了。
关锋对总理确实很有意见。他说，总理和那些走资派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常常会表现得忽左忽右。当群众批判某个人的时候，他通常会保他，这就右了；可是当他知道主席也对这个人有看法的时侯，总理就会很快转过来，批判起来比别人更起劲，上纲上得很髙，这就左了。王力对总理的态度则是多面的。当着总理的面，他一般都是恭恭敬敬的；可在背后，他又同意关锋对总理的看法。王力说，外交部的那些主要领导像陈毅、姬鹏飞等，都是总理在保护他们。可是那些人接受西方的东西太多了，根本就转变不过来。他认为，除了乔冠华还可以争取，像姬鹏飞这些人都不堪重用。文革失败后外交战线种种错误，包括姬鹏飞儿子的背叛祖国，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有时，江青也会当着面说总理，说总理啊，人家都说你是“老保”，原来你真是个老保啊。总理听了，也就是笑笑，什么也不说。事实上，在当时中央高层的领导中，也只有总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么可能去反对总理呢？至于我被审查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出狱后曾托人去问了毛远新，那个江青批“周公”是怎么回事？毛远新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从来没有反过总理，也没有说过批“周公”是批总理。
总理也是不反对江青的，还处处维护她。可总理底下却有不少人是反对江青的。虽然并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但这也常使得总理感到为难，因为这些人跟总理的关系都是非常深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很多。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有点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我向江青汇报此事，江青说，总理是太累了，邓大姐说得对，你们要尽量照顾总理，开会太晚不好，应该叫总理早退。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江青说，不是主持继续开会，而是做好会议收尾工作，这是可以的。
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有时也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她写给我的条子，就会尽量按江青指示想法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总理太累了，现在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们听了再向总理汇报。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
有一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我，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但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还是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从这个话，我才明白总理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并不象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
3、“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
1967年春的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钓鱼台找中央文革，说她有件非常大的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概不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也不知道是什么事？看来挺大，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就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我和关锋一起与她见面后，周荣鑫女儿把天津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而登载了伍豪叛党启事，她说伍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我们虽然对此事不甚了解，但当我们看了启事全文，无根无据，文笔粗劣，哪像是总理写的启事。我们水平再低，毕竟也参加过一些对敌斗争，所以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吗？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这是组织原则。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说，那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
邓小平他们要审判江青的时候，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向我问过这事，要我回答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对他们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她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那是敌人造谣。那些人还要我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我都如实地写了，可是我写的材料他们却不敢在“法庭”上公示。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为了这件事，江青和总理特地把我从中南海叫去钓鱼台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头头一个叫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一个叫刘令凯，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五一六兵团”的主要头头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些人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于是他们就晚上悄悄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到钓鱼台时，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江青说，谢富治批准抓了，好。总理说，不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说，那就这样吧，叫本禹去公安部汇合谢富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训斥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当即做了个会议记录，让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然后就驱车去公安部。我见了谢富治，向他传达了总理、江青讲话并转交了我作的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比较好。于是他就陪我去审讯室。我对这几个学生训了话，态度很严厉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罪行。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部长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他觉得你们年纪还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们现在就是奉总理的命令释放你们的。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张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他们言而无信，回去以后还是照样反总理。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这次我就不去放他们了。
4、周总理和我
我1950年进中南海工作后就认识了总理。但只是在文革的时候，才和总理有工作上的直接接触。总理对我一直都很好。总理也很喜欢看书，可是他没时间看书。中央开会时，有时总理早到，他经常会对我说，“本禹，你过来，给我讲讲你最近看什么书？”我告诉他我看的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传记类书《潘恩传》等。他说，那你给我说说。这样我有幸做过几次他的读书秘书。我特别记得，1967年我看了南斯拉夫吉拉斯写的《论新阶级》。作者当时是挨批判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里出现了新阶级——特权阶级。我对总理说，这个特权阶级思想跟毛主席的看法差不多啊。总理说，你别瞎说，这那能跟毛主席思想比啊！有时我看了一些古书也给总理讲，总理很愿意听。比如，江青有一次跟我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要我善于观察人的眼睛。我联系古文上的“其心正，则眸子瞭焉，其心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孟子说的，意思是，看人看他的眼晴就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总理说：“你把那个话帮我记下来。”总理随身带着小纸条，我就给他在小纸条上记了下来。总理把我写的放在他随身的文件夹里，保存起来了。
在“二月逆流”发生之后，总理手下的人手少了，总理常叫我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煤矿的问题是我去帮助解决的。那时工人起来造反以后，煤矿减产。我就去了京西煤矿跟工人们一起下到了矿井底下，我给工人讲道理，我们不能只搞革命不抓生产。我说，北京市民冬天都要靠这个煤生活，如果再不把生产搞上去，北京的锅炉都要停了。工人们都热爱毛主席，我就说，毛主席屋子里都是冷的。于是工人就喊起了口号，要大家都去上班，谁不上班，就斗争他。很快，生产就上去了。当时著名军旅作家魏巍也在这个煤矿体验生活，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也帮我动员工人。我把这个经验带到煤炭部去，他们作了推广。其实工人们都很懂道理，要他们上班，甚至加班并不是很难的。只要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否则，光讲白猫、黑猫的，甚至是吓唬他们，不上班不给工资，他们也不会接受。铁路出现紧张，我建议总理，从空军调来一个三级部长王素去管铁路。吴法宪说，王素级别低，他说要调一个最好的一级部长过来。我说不要，就要这个三级的。因为官太大了，架子也大，做不了什么具体事情。那个王素就很厉害，他很快就把铁路的问题解决了。直到我被打倒后，总理还一直在用这个人。王素是文革初期，从空军调来做我的助手的。他既忠于革命又有头脑。后来，王素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从来不相信我是反革命，多年来一直怀念我。
有一次，总理问我，外交部你认识的人中有哪些人可以重用？我向他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几个人。钱其琛，他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的小领导，很聪明，又能干；李道豫，他是我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的战友，等等。总理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了他的本子上。哪知道我介绍的人中有人后来官做大了，听说也变成了特权阶级。据有的人说他的儿子靠他发了大财；又据说还出了一本书说这个人是中国外交之父，受到了外交部老同志们的批判。我无法核实，但如果真是这样，又说明一个共产党人保持晚节太重要了。我希望他不是传说中那样的人。
可是在我被关进秦城之后，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却把我说得很坏。按他的说法，把我枪毙几次都不够。可是他说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有根据的，连后来审查我的专案组都没采纳。也不知道他那个讲话是谁帮他整理的。特别可笑的是，总理在大会上说，我的两个儿子也很坏，等等。我当时尚没有两个儿子，只有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一个刚入学，才一年级。中办秘书局的人听到这个传达都偷偷笑了，但不敢出声。
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在江青认为我在整她“黑材料”的时候，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第二十八章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和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
1、陈伯达和康生
陈伯达与康生的关系一直不大好，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很深，而且总是互相猜忌。那次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一起去上海听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的时候，从主席那里出来住进锦江饭店。陈伯达说，这次我还是住上次住的那个楼层，上次来时，康生就住在我楼上。我说，这次康生没来啊。陈伯达说，上次康生就住在我的上面，整天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这是陈伯达向我们公开表达他对康生的不满。这也不能全怪陈伯达，因为康生经常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陈伯达难堪，陈伯达的口才远不及康生，经常吃亏。
文革中，中央党校有人贴康生的大字报，康生就怀疑是陈伯达在背后指使的。北大有人贴了陈伯达的大字报，陈伯达也怀疑是康生和聂元梓搞的。其实我去看了都不是，是群众自发搞的。那个在中央党校写康生大字报的，是关锋的一个好朋友，姓李，他那时就反对康生。但这个事情绝对不是陈伯达搞的，也不是关锋叫他写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要打倒关锋的时候了，而康生是保关锋的，关锋不可能叫人去贴康生的大字报。
打倒王力、关锋时，陈伯达表现得最积极。因为平时我们三个人常常一起揶揄他，我们为什么要揶揄陈伯达呢？因为他老是摇摇摆摆，一天到晚说些丧气话。他老给我们说，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得罪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得了，将来很多责任都是要由我们来承担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更有政治经验，他知道文化大革命搞到最后就会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跟他说，你干啥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跟着毛主席革命，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就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得失败。他毕竟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可当时我们对他很反感。
毛主席对陈伯达看得很透。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彪那里跑。康生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跟着毛主席会得罪什么人的这种事。康生比陈伯达坚定。后来有人说，康生在去世前，向毛主席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这很可能是夸大的误传。我以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告诉我，康生在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省人事，中央送给他的文件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的。是不是那时有人揭发江、张，康生在清醒时叫人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陈伯达原先对我还是挺好的，他把我从中南海后楼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社，一下子就叫我当历史组的组长。这是越级提拔。邓力群对我说，老夫子从来没这样提拔过人，你是个例外的例外呀！
但是后来我同陈伯达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在刘少奇搞资反路线的时候，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讲了一些反对工作组“抓游鱼，反干扰”的话。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轻工学院是薄一波管的。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薄一波他们发生矛盾和冲突。但当我向江青汇报的时候，江青却说我说得还不够。我说，可陈伯达叫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回到北京，就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士兵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当时陈伯达就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其实，我那时只是如实地汇报，并没有故意去说他的坏话。不过，从这以后，我总觉得陈伯达老是怕这怕那，患得患失的，互相间的疙瘩就多起来了。
尽管陈伯达是组长，又是公开发表过很多文章的理论权威，但实际上他的威信并不很高。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出什么事情，就往下面推。好多人都吃过他的亏，我自己也有多次的经验。
有一次，陈伯达和他的夫人吵架。他夫人说，我把你在背后说毛主席的坏话全都写信给中央。陈伯达一听急了，他马上来找我，因为我是管群众来信的。我说，你最好叫她不要写。夫妇共命运，你向她讲明道理，说不通，我替你去说。否则，她的信只要一到信访办公室，那都是要登记的，再拿出来就难了。那真是“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其实，我这也是故意吓唬他的。后来他听了我的话，和他夫人缓和了关系，他夫人也没有写信。
陈伯达在理论上的确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可惜不成体系。不像康生，康生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成体系的，讲起来是一套套的。康生的口才也好，临机反映也很快，但他的处事能力不如总理，思想方法片面，决定问题不够谨慎，甚至对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好好研究就根据几点未经核实的材料轻率作决定，所以他办的案子常有水份，冤案也不少。
有一次我和陈伯达在主席那儿开会，说到现在有些人参加会议，大会小会都不讲话。主席就说，那不是成了息夫人了吗？息夫人是息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的绝代美人，嫁给了国君，后来息国被晋国所灭，息国国君被杀。息夫人没自杀，也没殉葬。因为她太美了，晋国的国君就把她收为妃子。息夫人也不反抗，你愿意怎么就怎么，她温顺地伺候晋国国君，但就是不讲话。晋国国君也允许她不讲话。这个时候，陈伯达插话说，息夫人是嫁给晋献公的，公子重耳就是她的儿子。这事有点新鲜了。主席说，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呢，陈伯达真是个历史学家。陈伯达听了很得意。
回来以后，我觉得，公子重耳的母亲是息夫人？这么大的事，怎么我从来就没听说呢？于是我就去查书，可不知翻了多少书，都没查到有这事。这事整整耗了我一个晚上时间，但我基本上也肯定这是没有的事。第二天，我和陈伯达见面时就说，老夫子，你说的那个息夫人是晋文公母亲的事，我查了一晚上资料都没查到。你是在哪儿看到的，我回去再查查。陈伯达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就叫他的秘书去找《史记》、《左传》等书。书拿来以后，他就翻，翻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我说，不用翻了，我都翻到公羊传了，都没有。他相信了，说，哎哟，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别着急，你马上给主席写个说明。他说，对。那你给我写一个吧。我说，这不行，这个必须是你的亲笔。他说，你写，写完我来抄。我就给他写了：主席，昨天开会我曾说，息夫人是公子重耳的母亲。回来我核对了许多书都没有查到，这件事怕是我记忆失误了。干扰了主席。陈伯达抄完就赶紧给主席送了过去。主席后来也没有再提这个事。
陈伯达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倒陶铸的事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他想不通。他来跟我说，我都不想活了，主席骂我骂得那么凶！我说，你可不能自杀，那是叛党啊。他说，马克思的女婿就是自杀的，也没人说他叛党。我看他认真了，就劝他，主席骂你，那是对你抱有希望，是为你好，他对你不好就不这么骂了呢！你看他后来骂过田家英吗？他琢磨了半天，说，是啊，主席倒没骂过田家英呢。
我后来想，陈伯达有时在一些问题上确实是有点投机心理，但他只是在共产党内的这一派和那一派中间搞投机，是党内投机。而并不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搞投机。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到了中央文革的团结。尽管这主要是康生和江青的事，但我的责任也很大。对此我也是应该反省的。
陈伯达平时的生活比较奢侈。他嘴上也讲为人民，还专门写了幅字送给我，但社会主义关不容易过。要过社会主义的关，那就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凌驾于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否则就不要侈谈什么“为人民”。
田家英到处收购清人字画和其他古董。浙江省文物商店有一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写的“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对联，他看了喜欢，就硬要人家卖给他。人家说，那是国家的东西，是我们的镇店之宝，非卖品，不能卖。田家英不依，硬是要买。人家没有办法，就请示浙江省委，结果上面说，那你们就让他写个借条，允许他先借去看看吧。这一借，哪还有还啊。田家英死后，这对联都在他家属的手里。人家拿着田家英的借条去要，不知他的家属还人家没有？据说现在这副对联的价值上亿。当时陈伯达知道了这件事，也去向浙江文物商店借文物，说田家英能借，为什么我不能借。人家只好找了另一件邓石如的作品“借”给他。所以说他们两个都没过好社会主义关。
然而这种事情康生就没有。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2、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当过柯老（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在1957年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受到主席的重视。可是，对他的文章，陈伯达和田家英都很反感。田家英他们就去查所谓狄克的事件来中伤他，说他是反鲁迅的。那个时候，谁反鲁迅，谁就不是好人。所以春桥在北京不怎么受欢迎。对此，张春桥有点气愤。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春桥和我算是比较交心的。在他去上海处理工人造反运动的时候，他和我的联系特别多。但是春桥和王力、关锋的关系不是太好，我曾试图调解过他们的关系，但他们之间总有点相互看不起。就我所知，春桥和姚文元开始也很生疏，但他们两个之间投缘，后来的关系就很好了。
姚文元这个人非常稳重，不到十分把握的时候，该他讲的话他都不讲。
姚文元在其父亲的影响下，下功夫研究过鲁迅。他写过一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的书。书中引述鲁迅说，他自己的许多文字“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姚文元的许多文章，包括正确的和有缺点的，大体也是“遵命文学”，他所遵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比我晚出狱，出狱之后他仍然没有自由。一次姚文元的女儿来看我。我请她代我去向她父亲问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抓我？不久，他女儿来跟我说，她父亲很真诚地跟她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的女儿还跟我说，她父亲告诉她，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他们向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发起进攻，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一次毛主席与姚文元谈话时，对姚文元说，清朝末年，章太炎与那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因为“苏报案”被关押、审判。章太炎在监狱里给年方二十岁的邹容写了一首互相勉励的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斡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念完之后，毛主席还拍着姚文元的手说，我们现在亦是“临命须掺手”了。但我们要努力奋争，扭转乾坤。
听了姚文元女儿的转述，我感慨万分。党内斗争惊心动魄，连毛主席都做好了“临命须掺手”的思想准备了啊！
2005年姚文元去世后，他女儿常来看我。她把他父亲生前的亲笔手迹拿给我看。我对她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珍贵遗物，你们要好好保存，作为纪念。后来，我只要了姚文元同志亲笔书写的一份读书笔记的复印件，和他亲笔写给他女儿们的一封短信的原件。
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来看，他的读书学习是非常刻苦认真的。怪不得毛主席生前把他的读书计划批转给了大家去看。
3、尹达
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1965年12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三封信。
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1966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兄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这段话在《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文稿》和《毛泽东（主席）年谱》中均被删掉了。
可是在文革初期，尹达在历史所里却也执行了刘少奇搞的资反路线，整了不少人。所以历史所里的人对他反得很厉害。加上他又与陈伯达有矛盾。文革开始后不久，历史学界批判侯外庐，陈伯达就乘机也发动了对尹达的批判。我和关锋几次去历史所为他说好话，但也没有用。他后来就不来钓鱼台上班了，自动退出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但中央并没有发文撤销他的文革成员。
4、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
本来，毛主席对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为文革出力，但结果他却积极支持了刘少奇、邓小平搞资反路线。陶铸也是如此。那时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是三位一体，互相呼应。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却专门在路线上与毛主席对抗。这三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穆欣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多年了，但他在《光明日报》很不得人心。他总是把《光明日报》的同志当下人来使唤，他的夫人张卉中更是《光明日报》的一霸，欺压群众。报社的群众说，有张卉中在，《光明日报》全社都不得安宁。文革开始后，她在报社的日子不好过，我们把她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上班，但实际上文艺组也不用她。
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报》社里积极执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群众对他强烈不满。穆欣的水平也有限，《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哪个都比他水平高。我看过他们的一个副总编辑改过的东西。我一看就说：“你这个副总编辑不错嘛。”他说：“是。但整天给我捣乱就是这个人。”我心想：“你自己的水平没有人家高，还说人家给你捣乱！”。1967年1月，中央财金［经］学院八八战斗队去《光明日报》社造反，把穆欣从中央文革揪回了《光明日报》社批判。1967年3月我和关锋还是去《光明日报》讲话，保过他。慢慢地我发现他这个人有问题，谁上台，他就捧谁；谁落难，他给谁下药。我当时就想，也许哪天我落难了，他也会同样给我也下药。后来果然如此，连当初我保他的讲话在他那里都变成毒草了。直到文革以后他还在鲁迅手稿问题上对我中伤。
尽管穆欣在1967年1月就实际离开了中央文革，可是在我们被抓了以后，不知为什么他也被关进了秦城。
当年有一个原国民党的军统老特务，解放后一直是受公安部门监控的。这个人在文革中给我和关锋写来了一封信，说你们保的穆欣就是我们当年派到延安去的。他原名叫啥啥，改名叫啥啥。文革后，邓小平一上台，穆欣给邓小平写信申诉，并揭发谁谁谁当年如何反对邓小平，邓小平就把穆欣从秦城放出来了。放出去后中纪委的人为了给他做结论，就派人来问我关于他的一些问题，我就说当时有那么个材料。中纪委的人马上说，那些材料都是派性斗争的产物，不足为信，你们作过调查吗？我说，那个写信的人可是一个军统的老特务，他跟派性有什么关系？他们说，那个老特务已经死了。
后来穆欣和乔石结成了儿女亲家，穆欣就更加神气了。有时我想，他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气，就让他神气几天吧！
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
和我的被隔离审查
1、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实际上她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有段时间陈伯达生病住院，经主席同意，中央还专门发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与总理商量决定的，有时康生和陈伯达也参加意见。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后，主要由张、王、关、戚、姚去贯彻执行。但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主要精力放到了上海。当他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事情也一起参与。
虽然中央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但是，除非主席有事找我，或者有紧急的文件和发生紧急的事件要即刻向主席汇报，一般我都是通过江青向主席报告工作的。所以，我实际上也兼任了江青的秘书，但无此名义。
江青往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是很高的。而旦她考虑问题比较宽泛，我们去外面讲话，她都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会遵照她的意见去做的。但是，我们却都不希望她到外面去多讲话。因为她讲话太直，她提醒我们的话，她自己有时也做不到。她有时说错一句话，那我们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扭转过来。
在1966年冬天一个下午，江青忽然向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在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的会议室，足足谈了约二个小时。参加的人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我和春桥、关锋坐在江青的对面，王力、姚文元坐在江青的边上，穆欣悄悄地坐在江青的背后的软椅上，他当场作了详细记录。
江青说，你们大概都听了许多关于我的历史传闻吧！你们不清楚事实真相，又不好来问我。那我今天就把我的历史都跟你们讲讲，免得你们听了风就是雨的。
江青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按：据历史档案揭秘，唐纳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他的缺点是太软弱，胆子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在外面的影响一样。他要说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那时追求他的女孩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我，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我真的很好，百依百顺。她说，当然，唐纳比起俞启威（黄敬）来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当时我们就坦率地询问她，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俞启威那时年纪小，一切都要听家里的。他家是个封建大家族，他家坚决反对俞启威娶她。他那个家族族规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你一个被他们看做戏子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他家的门。她说，俞启威那时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根本没办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可是，唐纳在与她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总是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这个她就受不了。江青说，我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我在台上演娜拉，心里也喜欢娜拉。不过江青也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可是他对待家庭，也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我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与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亏得那时有很多好朋友帮助她，她说她总忘不了蔡老——蔡楚生，在那种时候他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青岛时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他像大哥哥一样地保护着她。而且，崔巍为人正派，不像上海滩那些文痞，老想来占她便宜。
江青坦诚地说，她永远难忘她和俞启威的初恋。她说，俞启威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她的革命引路人。虽然因为他受到封建家族束缚的原因，她未能嫁给他，但正是由于他的引导，她才参加了革命，后来跑到了延安，这样她才能认识毛主席，找到她人生的归宿。
我当时听了江青的自述，感觉她态度诚挚，光明磊落，很受感动。我哪里能想到，正是因为我听了她这段过往的感情经历，后来江青竟会想象北京、上海发生的所谓的整江青“黑材料”案，是我在搞她。真是祸起萧墙，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2、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来能去脉
1967年下半年，群众提出要求开放北京图书馆，文艺组为此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搞文化革命的，连个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其中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那时叫蓝苹）的报导。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来之后，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当时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女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她当着我的面叫吴法宪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但是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这样，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都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发了报告之后，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应该给江青说这是下面文艺组干的，你并不知道。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把它都推给下面的人，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是向我报告过的，是经过我同意的。
就在总理下令销毁有关江青的报刊资料之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送到北京来交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所以他们就送来让我处理。可是上海那里不知是谁，一面让人把材料交给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报告，说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现在交到戚本禹那里了。我打开那批材料一看，无非就是当时国民党报刊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主席），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这事挺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吧，又给总理增加困难。可我想这也不能交给江青呀，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就自己决定，把这些材料存档不办。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呢，因为它也要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他们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上海送来一批材料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由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把这批材料拿去烧了。这件事以后，张春桥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阎长贵是我推荐给江青给她当秘书的。也不知他脑袋里那根筋错位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叫江菁(音jing)的人写给江青的信送给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一半，把它念作“青”。这个人是旧社会的一个演员，曾经参加过军统。在文革时她挨了群众批斗，所以她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阎长贵拿了信，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她曾经参加过军统。然后就把信和条子一起送给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她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说你前几天弄我的黑材料，现在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起信来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不是说你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她自己(江菁)过去参加过军统，她是来求您对她宽大。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当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是那个时侯，江青已经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陷害她。其实，阎长贲在当天送这封信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信。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他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真能胡说，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混淆在一起了，你坐牢虽是惩罚过头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
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待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
1968年1月20日夜晚，总理的秘书通知我去怀仁堂开会，会上宣布我“隔离审查”。汪东兴随即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的士兵看守着。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都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3、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江青之间应该说没有任何过节。那江青为什么要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她是想不明白，她对我那么好，可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地查勘她的历史！
在当时中南海的政治生活中确实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如果按照他秘书所揭发的材料，那田家英早该判处死刑了。江青是不是怕我成为第二个田秘呢？
还有人说我是因为“盗窃”了鲁迅手稿，所以被抓的。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曾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架子。我告诉他们，当时文化部向中央文革告急，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到文化部的档案室去抢档案，而当时鲁迅手稿、郭沫若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放在文化部档案室。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他们还指定我去处理这件事。于是我就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去文化部讲话，说鲁迅手稿最国家的重要裆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干部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其实，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忘了这事是她和陈伯达指定我去做的；再一个也许是因为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出来。
还有些人，像吴法宪，说我是因为送《红楼梦》给李讷，想追求李讷，所以被抓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李讷那时确实经常到我这里来的，她大学刚毕业，她是学历史的，所以喜欢到我这里来翻书、闲聊。我也挺乐意和她聊聊，从她那里可以了解许多现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愿望、追求，如此而已。现在李讷仍健在，对此有兴趣的人尽可以去信、去电咨问。
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有“戚本禹是江青女婿”的谣传了。毛主席喜欢了解民间流传的政治谣言，他把政治谣言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有一次，叶群把当时公安部从民间的街谈巷议中搜集的这个谣言送给江青看。江青看了之后一笑置之，说，“这么说，我还是丈母娘了”。当时我还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风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这在中南海里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妇之夫，怎么可能有此妄想呢。
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知道把我抓起来审查这件事，是必须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江青是无法作出这个决定的。可主席在几个月前刚在我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我们为同志。难道这真是像杨成武后来瞎说的那样，是为了安稳我的“缓兵之计”吗？
我从秦城出狱后，着到一个叫董保存的人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的书，书中引述了傅崇碧的回忆。傅崇碧回忆说，“七二〇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那时主席已经回到北京了。这应该是1967年9月底到10月的事了。
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是在这次与主席的谈话中，傅崇碧把总理让他把那些老干部保护起来的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样做很好。然后，傅崇碧跟主席说，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这事开会批了他。主席问他，都是谁在批你啊？傅崇碧刚想说，是江青、康生他们。但话到了嘴边他又收回去了。因为他想，如果跟江青他们搞坏关系的话，以后就难办了。所以他就改口跟主席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主席接着跟他说：“不要怕他们”。
因为这次主席与傅崇碧的谈话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关系很大，下面我按傅崇碧的回忆原文，将一些重要情节引述如下：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轮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很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
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亊，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摘自《杨余傅亊件真相》58-61页，董保存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
但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
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
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人心、军心是两大阵营、战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在被捕的同时，文革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亦被审查；快报组工作半停顿；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许多原来与我有较多联系的人也都被审查。汪东兴把秘书局的一些人（包括原“八司马”有的成员）也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孽、死党，进行“隔离审查”。
《红旗》杂志1968年第一期社论，还是姚文元和我一起修改后报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审批后出版的。这以后不久《红旗》杂志就停刊了。直到那年8月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两个月后，姚文元为了宣传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才接着出版《红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