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民主探索，无人能与之项背
当前针对党内、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人们越来越关注民主问题，并把这一问题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探索。其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总是把眼睛盯着国外。在他们眼里，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民主，而对于我们这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来说，是找不到解决民主的途径的，比如提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专家学者们就是如此。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我不否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方面有许多先进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民主方面一无是处，处处都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大错特错。在我看来，毛泽东对民主探索在许多方面是远远超过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是迄今为止无人能与项背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探索民主问题时，不能把眼睛只盯着国外，也应当对毛泽东在民主问题上的探索进行一番仔细地研究。
可以说，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领袖来说，毛泽东是对民主谈得最多、也尝试最多的人。在国外谈论民主的大多是一些专家学者。也有一些人在没当上领袖时也时不时谈论谈论民主，可一旦当上领袖就把民主忘在脑后了。毛泽东则是没当上领袖讲民主，当上领袖民主讲得更多。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关于民主有一段著名的讲话，就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说明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依靠民主来防止腐败的问题。这要比至今有些人还认识不到民主对于防止腐败的重要性不知要超前多少倍。
其实，毛泽东对民主探索早在他参加革命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在他领导的红军建军初期，他就在红军中实行了“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在红军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成员，由士兵委员会对部队干部进行监督；打仗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充分发动士兵进行讨论，让士兵提出作战方案方法；定期向士兵公布伙食账目，听取士兵改善伙食的意见。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是史无前例。哪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也做不到这一点。
还有在延安时期组建民主政府时，在举行民主选举时为了让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也能行使选举权，采取投豆的方式代替投票，也创造了民主选举的一个新方式。这也是任何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选举时也不可能做到的。值得一提是在延安，毛泽东首创了用民主的方式进行党内整风，首创了用大字报这种方式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党内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这种方式在以后毛泽东领导的历次运动（包括三反、五反，五十年代党内整风，以及文革）中都得到充分地运用。这也是任何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府都根本做不到的。
建国以后，我们国家实行的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国情所创建的民主制度。应该说，这种民主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也不否认这种民主制度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得说，在现在一些人眼里这种近乎完美的民主制度，在毛泽东眼里恐怕并不完美。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一场更大的民主运动－文化大革命。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坏了我国的民主制度，破坏了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我觉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我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要用文化大革命这种运动来破坏他自己亲手创建的民主制度呢？如果这种民主制度完美无缺，他何必要破坏这种民主制度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民主制度并不完美无缺，也就是说并不什么问题都能通过这种民主制度来解决的。现在已经证明这种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我们党内、社会上的腐败问题，也不能解决防止重新产生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有就是不管我们自己怎么说我们的这种民主制度怎么好，在其他国家人眼里，我们这种民主制度未必比他们的民主制度先进。人家政党、政府的领导人都可以批评监督，可以罢免，我们行吗？哪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现象比我们严重？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毛泽东对自己亲手创建的民主制度并不满意，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一场更大的民主运动来弥补已创立的民主制度的不足。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民主形式发挥到了极点：人人可以写大字报，人人可以办小报，人人可以建立群众组织。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这在任何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做不到的。有人对这种文革式的民主颇有微词，认为这种没有法制的民主不如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不否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确实有先进的地方，但是我要问：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钱可以办报纸吗？没有钱可以参加竞选吗？没有钱可以打赢官司吗？没有钱敢批评老板吗？总之在我看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实质上还是有钱人的民主，比 起文革中我国人民的大民主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文革这种大民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毛泽东本人也不会认为文革这种大民主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在文革这种大民主中毕竟出现了武斗，出现了“打倒一切”，以及许多不文明的行为。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不能以出现这些问题否定文革中的大民主，而应当认真总结为什么在文革中发扬大民主会出现这些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毛泽东搞的文革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后控制不住形势所造成的。而在我看来，毛泽东如果按照以往的工作方式，在文革中是完全可以既发扬民主，又避免出现文革中的混乱现象的。比如像搞延安整风、三反五反、五十年代党内整风那样去搞文革，就可以既发扬民主，又保证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既解决问题，又不出现混乱。所以我不认为文革中出现混乱是毛泽东失控造成的。在我看来，文革中出现混乱恰恰是毛泽东为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大民主所进行的一种尝试。我们不妨试分析一下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思路。
应该说，运用民主的方式，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内的阴暗面，是毛泽东早已有的思想。这一点从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周期律”的谈话，以及延安整风中都可以看到。在“三反五反”中也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党内整风，从毛泽东的本意，也是要运用民主的方式，充分发动党内外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内的阴暗面，以防止党内出现腐败变质问题。只是后来由于有人借此机会想仿效匈牙利纳吉集团，推翻共产党，才迫不得已由党内整风变为反右斗争。现在有人只注意当年的反右斗争，而忘记了当年的党内整风，所以就很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发动了文革。所以在文革开始时，有人还沿袭反右斗争的老路，忙于抓“右派”。而不理解当年抓“右派”并不是毛泽东原有的思想，而是在当时形势下毛泽东迫不得已所采取的措施。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真正用意还是从延安整风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贯思想，即运用民主的方式，充分发动党内外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内的阴暗面，防止党内出现腐败变质问题，防止党内走资派篡夺党的领导权。
应该说，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有意打破原来的政治体制，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那套选举制度，推行“巴黎公社”式普选制，成立“革命委员会”。尽管当时人们对什么是“巴黎公社”式普选制并不了解，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仍然是按照过去的选举方式进行的选举。但是如果不是后来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也许文革就会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按部就班地有秩序地进行下去。可是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地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这个群众组织的出现可以说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但毛泽东很快就表示对这个群众组织予以支持。毛泽东之所以对“红卫兵”组织表示支持，既是因为他一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是因为他一贯支持群众行使民主权力。而“红卫兵”组织恰恰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群众自发地行使民主权力所建立的组织，是群众的首创。毛泽东显然是希望通过“红卫兵”这种群众自发地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来打破原来的政治体制下，一切都是自上而下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形式，而尝试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形式，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形式来达到自下而上的揭露我们党内的阴暗面，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目的。既然是群众的首创，毛泽东就不想对“红卫兵”组织过多地进行干预，以免妨碍群众继续创新。毛泽东深知，自己总有一天不在的时候，不可能永远对群众运动进行指导，他就是想看看离开自己对群众运动的指导，群众运动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应该说，这个目的他是达到了。通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内的阴暗面，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达到了。但是有一个目的显然是没有达到，那就是他希望通过“红卫兵”这种群众自发组织的自发活动，能够产生正确地组织群众，正确地掌握政策，正确地驾驭运动的群众领袖。但是文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显示出不论是“红卫兵”还是“红卫兵”的领袖们显然都是不成熟的。
在我看来，这就是后来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动学习马列原著，学习儒法斗争史，批林批孔，评“水浒”等运动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有利于“红卫兵”和“红卫兵”的领袖们增长知识，增长才干，为今后自发的群众运动以及在自发群众运动中产生优秀的群众领袖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我看来，毛泽东至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那就是对文革的总结。他显然是把这个课题留给了后人。我想他是希望后人中能有人像马克思写出《法兰西内战》那样写出一部科学地总结文革的著作，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成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行大民主的探索。在我看来，毛泽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实践，已经尽最大努力在实践中把民主发挥到了极点，现在所缺少的就是把这种实践上升到理论，缺少对这种实践的理论上的总结。所以总结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实际上就是研究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民主。我坚信，不论我们对文革采取何种态度，肯定也好，否定也好，文革中大民主的实践都将对今后我国的民主进程产生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