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上部）》走近毛主席（五）
第12章《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与毛主席的批示
12.1 响应主席号召到二七厂当徒工
在“八司马事件”后，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整过我们的王刚等人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这些人对毛主席也都有些不满，多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知道后，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还把他们调回来整风，向他们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整风的结果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很关心这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人，他找田家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田家英回来就传达主席的指示，主席的那段话很长，要点就是这些。传达完了，田家英问：“你们谁带他们下去？”好一会没有人应声。田家英指着两个人说：“你们两人没下去过的，这次是不是去一下？”那两人一个说自己有病，一个说“可以下去，但和他们一起去不行，他们当时与我势不两立，不会听我的。”其实他们俩或许是不愿意下去，因为劳动很苦。我1959年下去了差不多一年，在农村干活又苦又累。他们不愿下去，也情有可原。但我想起主席接见“八司马”的时候，对我们期望大，所以，我虽然刚从农村回来，感觉身心疲惫，也只好带头报名。我觉得主席亲口叫我们带犯错误的人一起下去劳动，大家都不报名，就显得我们这些名列“八司马”的积极分子太丢人了。田家英见我报名了很高兴，因为他在毛主席面前也好交代了。我报名后，仍没有人再报名，田家英只好叫我从中办秘书室中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做为助手，一起下去。我选了五科一位在运动中支持“八司马”的姜德久同志同去。
田家英叫我们选地方，我们认为农村粮食紧张，有些农民情绪不高，怨言较多，容易给犯错误人的思想造成负面影响，而工厂的生活条件毕竟好于农村，这就决定下放到工厂。田家英也认为工厂生活稳定，工人觉悟高，有利于犯错误人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选定工厂，我选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又称二七机车厂），因为这个工厂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革命的堡垒，革命工人热情高，正气足，工人们富有革命传统。毛主席青年时代还去过，邓中夏等好多革命前辈当年也在那个厂工作过，它一直是北方的革命红星。当时也有人提出首钢或北京机器厂，最后大家都觉得长辛店铁路工厂革命传统好，干部、工人素质高，最终就选了这个厂。
毛主席曾跟我们说过：“岸英从苏联回来时，我就让他到农民家里去参加劳动，拜农民为师。解放后又叫他们到工厂劳动，从学徒工做起。”我觉得我在1959年到四川种粮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拜农民为师，现在该我们去工厂，也要学毛岸英拜工人为师。于是，1960年夏天，我带着王刚、姜德久、程之、张道静、张一平、马之江、袁林、张万祥、张殿科、武允胜等十几个人，去了长辛店铁路工厂。
到工厂后，我们对工人师傅的感觉很好，他们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劳动积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几乎听不到牢骚话和怨言。他们听说我们都是犯了错误下来的，以为我也是犯错误的，就跟我讲，吃一亏、长一智嘛，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改嘛！他们很会讲道理，怎么认识错误，怎么改造自己，都能讲一套，还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很满意，而且进步很大。特别是劳动能马上出成果，搞了几个零件马上能用了，就觉得自己真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份力了。工人们很阳光，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很少，比机关里干部间你争我夺要好得多。他们还有一些很自然的优秀品德，比如说下大雨，水泥淋在外面，工人走过看到，没有任何命令、号召，就能很自觉把它们搬到安全地方去。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觉得工人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个的，很值得学习。邓小平改革后，把公家工厂改给私人，我去一些工厂参观，亲眼看见，工人不爱护工厂的财产了，对损害工厂物资态度木然，他就是在那儿干活，拿工资，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才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嘛。大工厂还是要集体所有、国营所有为好。集体所有制的国家企业的工人对国家大事都感兴趣，对上面派来一个干部好不好都感兴趣，对工厂的事儿更是事事关己，那个气氛与现在的工厂企业完全不一样。
在热情豪放的工人中间，那些犯错误人的郁闷情绪很快就没有了，整天劳动，有说有笑，对自己过去的那点事儿，甚至个人受了点委屈的事儿,都觉得不值得多提，没意思了。工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常跟工人讲：进工厂，不是光为了赚点工钱，而是为一个大目标，搞社会主义。我们觉得，我们也应该像工人，不要整天活在自己的个人小天地里。这样一来，思想境界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适逢赫鲁晓夫跟我们闹翻，要把苏联专家撤回。铁路工厂正在试制三千马力的内燃机，到了关键的时候，赫鲁晓夫把专家撤回去了！他还逼着我们还债，没有钱就得用粮食、苹果、农副产品等等来还，而且我们过去搞156个项目，苏联给我们的设备，还有抗美援朝时支援的武器，都要算钱，都要还。毛主席说：还，咬着牙关也要还，勒紧裤腰带也要还，还给他们。苏联专家回去，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据说铁道部门的专家，有些跟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也不同意苏联这样的搞法，他们在中国过得也很愉快，不愿意走又不能不走，有的就偷偷把内燃机的设计图纸塞给我们了，回去跟他们的领导说，一开始就已经送出了，拿不回来了。对于赫鲁晓夫干的这种事情，我们都很气愤，1960年正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把最宝贵的粮食给苏联运去。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毛主席把我们当时急需的粮食给了苏联。但说实话，人家要债，中国人能没有志气地赖着不还吗？毛主席决心还债，这个可以理解。但把宝贵的粮食运给了苏联，就加重了我们的灾荒。我估计1960年时主席对当时的灾荒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不是完全了解，不然他一定会设法把还债的时间缓一缓，等度过了灾荒再说。
1960年最困难时期，农村口粮不足，中央决定，要减少城市口粮标准，支援农村。工人、干部都要减少，各人自报，大家评议。工厂情况复杂，工种不一样，劳动强度就大不一样，像炼钢的、翻砂的，体力消耗很大，我试干过几天锻压，干活时满头是汗，干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肚子不吃东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时吃一碗饭，这时吃五碗饭都不够。工人总体定量是40多斤，不够，一般性劳动三十五斤，干活重的四十几斤，最重的五六十斤。每人定量，大家评议，除了考虑工种还要考虑个人情况。有个人天生就是大肚子，我们在食堂吃饭，他饭量比我大一两倍，吃不饱就叫唤，这种人即使一般工种，也得按重体力工种照顾。是小姑娘呢，就要让一让。按我的工种（机器工人），可以报35斤，我只报了28斤。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参加劳动，要是报35斤，那工人怎么办？其实35斤也很紧。别看我们每月每人就节省五、六斤粮，拿到农村就能够救活很多人。开会给工人讲道理，农村旱灾粮食收得少，支援一下是应该的。我跟他们说，过了困难时期，国家马上就恢复。我当时以为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实际上延续了两年多。
和我们一起来的干部马之江，身大体壮，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时就是吃五六十斤，按工种定量五十斤。他问我该报多少，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人带个头，减两斤。他就带头了，后来不够吃，就嚷：肚子饿。我在四川农村劳动得到一个经验，饭吃不饱，喝点糖水就过得去，我就让马之江饿了喝点糖水。后来我们想办法自救，放假日去荒山中摘点可以食用的野菜树叶，晚上回来把这些野菜树叶洗干净，蒸一蒸当饭吃。另外，公路边上有很多苦菜叶、蒲公英什么的，我们都挖回来吃。苦菜叶洗干净，揉一揉，拌点盐，吃到嘴里有点苦，别有味道。马之江就是吃这些东西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
在工厂久了，下车间多了，我发现有些基层干部有腐败行为，而且比较厉害，不只是物质腐败，而且是权力的腐败。一个基层书记简直就是一个小霸王，他领导的车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车间所有的人和事都得听他的命令，书记叫干啥就得干啥，哪怕车间主任分配你工作，你不满意，跟书记一说，书记同意，就可以否定车间主任的分派。调工作、增加工资，车间主任可以提方案，那个人调，那个人不调，那个人增加工资，哪个人不增加工资，只有书记才能拍板。工人的生死进退，大事小事，都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那时刚刚搞过反右派运动，到了下面就成了反对书记就是反党了，所以书记说的话就是绝对的。
有个书记，长期压制一个给他提过意见的工人，同样条件的人都提级了，就是不给他提级，不给他长工资。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劳动最好，成分也好。大家都提，就不给他提，谁也不敢说。还有个车间书记，车间里的漂亮姑娘有好几个都给他占了，其中两个分别被戏称为东宫、西宫。这两个姑娘，没做出过什么突出成绩，但级别却是工人里面最高的。这是一个老工人跟我讲的，老工人还说：你们总在上面呆着，不知道下面的事。
老百姓的反映你听听就是了。不能说没有，没有的事老百姓不会随便说。但有没有我也没看见。这个老工人的倾向性是明确的，但话说得非常圆通，很有水平。我说：“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他说：“你就仔细捉摸吧。”
从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来说，党内的腐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支部书记，就是一个小霸王，就有东宫西宫，谁提意见，他就说谁与党有二心，就对人家打击报复，就调人家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一个小单位，书记权力就这么大，把党的工作变成了个人的天地，在那儿当国王，顺者昌逆者亡。那么，大的单位、权力大的地方又会怎么样呢？我为什么那么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当权者的腐败问题，解决当权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群众对当权者的监督问题。
12.2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960年底到 1961年初，毛主席印发了他早年写的一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还连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中央机关和各部委的人，下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农村人民公社；下到城市去调查研究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带一个小组下去了，各中央机关单位和部委也都闻风而动，一时间调查之风真兴起来了。
当时长辛店铁路工厂也来了好多调查组，铁道部的，计委的，市委的，工会的……凡是跟工业、工厂沾一点关系的都来了。他们都不愿意去农村，因为农村苦；都愿意到工厂来，因为来了工厂不用参加劳动，厂里还得请客。工厂的各级领导都陪着来调查的人大吃大喝。那时国家供应十分紧张，但还是努力保障工人的需要，国家硬性规定要给在第一线的工人保证供给一定量的油、肉和鸡蛋，尤其是对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劳动工人还有特别的优待，因为中央知道，不确保这些工人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完成工作，那么工厂生产就上不去。例如高温高体力工作的人，一天有半斤肉，重体力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几斤肉，还有油、鸡蛋、大豆、花生等。此外，技术工人和身体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专供。这些东西有的并不给他们带回家，而是统一在食堂里做，在工厂里吃。可是，这些给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工人的优惠，给技术工人和病伤残工人的专供，很大一部分都让下来搞调查的干部吃了。食堂整天招待这个调查组、那个调查组，他们来了就吃，开完会也要吃，走的时候还要再吃。他们有时候叫我也参加，我说我不去。我本来就不赞成克扣工人的肉、油、蛋去给下来的干部吃，我怎么能去呢？我去了，还能反对这种吃法吗？工人们对这种吃法意见也很大，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下放干部有两个在食堂干活，他们很有正义感，把食堂每天什么人来吃，吃了什么，吃了多少，都记下账。谁来食堂开小灶，他们都记了账。食堂有个像现在饭店雅间一样的小客厅，每次厂里干部来陪调查组吃饭都有肉、有鱼、还有酒，酒肉都是工厂免费供应的，大吃大喝。我自己在下夜班时也亲自看到那些人摸着吃完饭的油嘴出来。可同时间内，我没有看到一个调查组的人到工厂参加劳动。他们来了，就开个会，开完会吃饭，一吃一两个小时，在厂招待所住两天，写个报告，就算调查了。有时候部长、副部长来，那就更不得了，吃吃喝喝到晚上十点多。在食堂工作的那两个干部告诉我，那些给重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等的优惠和专供，至少一半是这样吃掉的。工厂的吴书记还好，不大去，他是个抗日干部，有觉悟。那个厂长就不管那么多，他是个老资格长征干部，断了一只胳膊，天不怕、地不怕的，经常带着车间的人陪上面来的人来食堂雅间吃吃喝喝，他说老子舍命打天下，吃饭点喝点算啥？
这些事情听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个想法，你们是来调查的，却不深入，也不与工人“三同”，就那么吃吃喝喝，这算是怎么回事儿？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一下，于是就把我们实际看到的、听到的事情调查清楚，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报告。我说，毛主席提供调查研究之风，很好。大家响应，派很多工作组来了。但是，有的人不好好深入下层，也不找工人、干部谈谈，听领导人汇报就写了报告，有些根本不符合下面的情况。现在调查成灾了。十几个单位来人，工厂招待所都住满了，但真正下去调查的不多，深入的不多，都在那里吃吃喝喝，把配给工人的肉、鱼相当大一部分都吃了。在报告里，我把问题总结为“十多十少”，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其实不是少，是根本就没有）”等等。
12.3 毛主席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
《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在1961年5月上旬写成。当时北京市委有个规定：不管哪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这个虽然规定没有具体要求中央办公厅下来的干部写的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把这个报告清抄了两份，一份请田家英呈送上去，一份是给北京市委彭真，希望引起北京市委对有关情况的重视。没想到，我这个普普通通，实事求是说的报告后来引起爆炸性的反响。
田家英看了报告以后，对我反映的情况感到很气愤：现在调查研究都搞成什么样子了，什么好政策到底下都歪了。他觉得这个报告好，就在呈送主席之前在报告前面写了一个短信，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党政机关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
5月下旬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很生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叫你们调查研究，你们就这样调查研究啊！他还为报告拟了一个题目，叫做《调查成灾的一例》。主席一共三次批示了这个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示两次，后来下发省市县的时候又批示一次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主席批示说：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后来田家英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省市领导看了主席对《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都很紧张，纷纷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家里搞调查研究的，不要一个地方去太多人。不要大吃大喝。王任重就发了紧急通知，说谁搞这个事儿都要撤职。陈伯达也对他的调查组规定：到地方就到工人食堂吃饭，到公社吃饭，不准开小灶，不准大吃大喝。连新疆兵团也给中央送来上级下去人大吃大喝的报告。我相信主席这个批示对制止当时一窝蜂下去借调查研究大吃大喝，是有好处的。
彭真在中央全会上做了检讨，说戚本禹的报告送到北京市委了，但市委没有重视；我那里报告多，大概秘书也不知道长辛店铁路工厂是怎么回事，没有把报告送给我。北京市委调查组下去我也不清楚。彭真这一检讨，田家英后来就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啊，报告你给我就给我，还送给彭真干啥？
在下发给省市县的报告上，主席又加了批示：这样的调查组下去，不管农村的，城市的，只要到底下大吃大喝，不好好深入群众，各地党委有权利把它赶回来。毛主席还批示把这个报告要发到支部，支部党员有权利赶走大吃大喝、不干实事的调查组。后来全国传达，连农村支部都传达了。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是好同志”，这时全国都知道了。后来，我到各地去找人了解情况都不用介绍信了。
对我给主席写报告一事，铁路工厂党委吴文彬书记有想法。他对我说：咱们说心里话，你那个报告好是好，但弄得我很被动，彭真把我批了一顿。我没参加大吃大喝，是厂长吃的，倒弄得我成了一个大吃大喝的典型了，在市里开会大家都斜眼看我，我又不能给他解释，难受极了。我跟他解释，我送报告，是按照规定的。规定不管那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中央办公厅下来的人写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给北京市委、给彭真抄送了。吴书记说，你应该先给我们看一下。他的意思是我该给他私下打个招呼。那个厂长，就是那个断料胳膊的长征干部，很有政治经验，听到主席的批评之后，就马上打报告离开了铁路工厂，调到四川一个厂去了。后来搞走资派，全是斗这个吴书记，其实他吃喝最少。而且，相对于一些小霸王的车间领导，这个厂的党委书记还是比较好的，可惜在 66 年资反路线时，他也执行了刘邓的打击造反派的错误政策，弄得当时挨整的工人把他当走资派斗争。
毛主席说我是好同志，我开始很高兴。很快我就发现，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了，我的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时代从此结束了，从此时开始，我由一个普通的下放劳动者，变成众目睽睽下的被监督的好同志了，不自由极了！那时候“好同志”三个字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呀，既然是个好同志，一举一动都要一个“好”呀，这可是太麻烦了，而且有些事什么才叫好呀？怎么做才对呀，真是难受极啦。我心里清楚，自己只是个一般人，虽然不坏，但也不够好的水平。我想雷锋大概也是很难受的。毛主席没说向他学习的时候，他已经是模范了。模范不好当，雷锋多累呀！
中央文献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摘要了毛主席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但把“戚本禹是好同志”这句话删掉了。我也知道，我是坐过牢的，编辑不去掉这几个字是不行的。但是，按照历史惯例，作为历史文件，不管我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还是应该保留当时文件的原貌。《毛泽东年谱》里也记载了毛主席批示我这个报告的事，也没有保持原貌，兹引述如下：5月28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
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12.4 共同劳动可以消除个人怨仇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这个人有时有点左。为了带头，自报粮食配额比较低，把一起来的好几个人也搞得比较困难。他们回家，家人看到他们瘦得厉害，就把家里分配的东西节省下来给他们带来吃，他们回来就大包小包带吃的东西。工人看见了，就跟我说，老戚啊，你们多好啊，一包一包从北京带东西回来。我觉得这个印象很不好，就不让他们往工厂带东西了。现在看，这也过分了，太不近人情。
1961年开春，我们艰苦劳动九、十个月了，确实有点吃不消了。我们这些人情况跟农民不一样，农民虽然粮食也低，但有家，还有地，村边地沿上，随便什么地方，想办法种点东西都可以吃。我们光吃那点粮食不够，就是不时搞点野菜树叶，也不能长久坚持。我回北京给田家英汇报说，我们劳动快十个月了，他们在那里表现都很好，但吃得不饱，不能再呆下去了。劳动又重，我都吃不消了。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你看是不是这样，要么“八司马”的人轮流，犯错的人也分批换着下；要么给主席打报告，说这些犯错误的人思想改造有进步，该分配工作了。田家英说，你要有牺牲精神啊。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怕冒犯了，说：还要我怎么牺牲啊，1959年四川我跟你去了，也吃不饱饭，我挺过来了。回来再到工厂劳动，1960、61年，干到现在，我一个月28斤粮食，我参加车间领导，劳动少些，但这样也快不行了，王刚他们在第一线，劳动比我还重。怎么受得了？那时候还没有糖、豆待遇。这些待遇是我调回来后不久有的，就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一斤黄豆、一斤糖。那时，把豆子煮来吃，炒来吃，一吃那个香，那个好吃啊。现在都没有人去吃了。在中南海食堂吃饭，我饭量特别大。中南海虽然粮食也定量，但办公厅有存量，上面处长交代，职工打饭多给一点，不要把干部都饿坏了。中南海还可以打鱼，没有肉有鱼也好。我在中南海食堂吃饭吃得特别香，他们都惊讶，饿了几个月，真就饭量那么大！我是希望中国的领导干部都记住，在中国，吃饭是最大的问题。不要看现在我们国家粮食多，副食品多，大家生活不错，说不定那一年来个大灾荒，或者出个大错误，全国会马上陷入困难，十三、四亿人口，靠进口也解决不了粮荒问题，现在世界上谁也养不活中国。美国人粮食多吗，中国人去个零头，几个月就能把美国的粮食全吃光！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历史书因为饿饭而战争动乱，连篇累牍，二十四史每部书都血泪淋淋，没看过中国历史书上血泪淋淋的篇章，就没有资格做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田家英把我的意见拿到中央秘书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些人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虽然粮食少，但有钱，能经常到西单商场买点东西吃。有的有小孩，小孩口粮还有优惠；有的农村有家，可以从农村搞来点什么土产。而且他们各人心思都不一样，我走前是支部书记、科长，我走后书记、科长的职务都有人替代了，我一回来他们往哪里安排？因为我级别比他们有些人高一点，我参加过地下党，资历也比他们有些人多一点。有的人就不愿意我回来，他们讨论说，叫老戚再艰苦一年吧，劳动两年再跟主席打报告。他们实际是不想下去，知道一给主席打报告，就得轮换着下去，他们也是主席表扬过的人，也该下去的。
田家英听过我的意见了，他也觉得不能老叫我一个人在下面，我劳动时间够长了，应该回来，再派一个人去接替我。还有跟我下去的犯错误的人也需要回来休养一下，或者轮换下放。田家英说，你们提个轮换名单，挑选一些人接替他们。但没有人报名。那怎么办？大家就说，那就叫他们回来吧。我们就这样和犯错误的人一起回机关了。
回来以后，我打了报告，请示主席，说跟我下去的王刚等人劳动都很积极，思想都有转变，都有进步，可以回来分配工作了，而且可以取消或减轻原来的处分了。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王刚他们高兴极了，说多亏了跟着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说话啊！他们还得在工厂农村劳动几年！
杨尚昆借主席的指示，就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像李东冶、刘华峰，也都取消了处分，分配了工作。办公厅的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没有怎么劳动，也没有饿饭。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不但给他分配了工作，还给他们恢复了部级待遇。
我1968年出事后，“八司马”的人认为戚本禹犯了错误，成了反革命，不吃香了，跟我接触很少了，倒是整过“八司马”，跟我一起下放到铁路工厂的人，包括王刚，都对我很好。汪东兴整我的材料，以为原来整“八司马”的那些人一定对我有仇，要他们揭发我，最后也没有整出什么材料，无非是一些自高自大，批评他们太厉害之类的小事。文革以后，邓小平、杨尚昆原班人马回来了，把毛主席定的这个案子从形式到内容都翻了个个。刘华峰来当书记，王刚代替我原来的工作，做秘书室的主任。我出狱后，听我妻子说，王刚对她还不错，没有倒过来报复她，对她还挺照顾，还偷偷问她要不要到秦城监狱去看我。像我这样后来被邓小平列为要从重处罚的人的家属，一般是不能再在中南海工作的，但她没有受到株连，还是在那儿工作了几年，这应该说是多亏了王刚。我出狱的时候，原来犯错误并跟我一起到铁路工厂劳动的人，有的在东北当领导干部了。我去东北，他们大老远的来车子接我，给我吃好穿好，每天陪着我玩。我问，你们不埋怨我吗？他们说，开始挺埋怨的，你跟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心里知道你是受我们累的。后来你对我们也挺好，我们对你没有意见了，怨也消了。这是真心话啊！我们每天一起劳动，干一个活，使一个劲，有问题一起处理，自然结为一体了。为什么工人团结？他们是劳动中结成的友谊。我和王刚他们，则是在劳动中解除了相互的怨仇。这也说明毛主席断案处事，化解矛盾的手法高超英明，当初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的人下放了，我们“八司马”的人都受到重用了，他们当然心里有怨言，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还在下放，思想上同情彭德怀，可能也是心里有疙瘩的一种反映。毛主席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积极分子应该带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毛主席这是真把一碗水端平了啊，也收到了奇效。他们都改造好了，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了，我和他们也在劳动中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了。
第 13 章天津调查和创办《群众反映》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3.1 和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我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还是到我原来的一科当科长。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农村逐步好转起来了。主席要解决工业的问题了，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陈伯达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到钢厂、一个小组到机械厂、一个小组到工交单位。我是其中一个小组长，另两个小组长分别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马仲扬和柴沫是抗抗战干部，局级，跟田家英差不多一个级别。我算是越级使用。邻近1962年初开七千人大会之前，我都是带着一个小组在天津机床厂搞工业调查。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接触多起来，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汇报工作。我无意中发现，只要我跟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原来他们两人其实矛盾大。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很难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很好，这次调查却老挑我毛病，只要陈伯达支持的，他就说我不好。如果说我和田家英有点嫌隙，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天津机床厂，刚开始调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有点纳闷。那两个小组也调查不出症结在哪里，与我是半斤对八两。我决定下去和工人一起劳动。我在二七机车厂当过徒工，学过机床，虽然太精密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粗活都是可以的，能独自加工出零件来。磨床也可以，铣床难度大，不行。二七机车厂用的是进口的高级的车床，这里用的是国产的，比较简单，我上手就能干，还操作麻利。工人师傅一看，哎，是行家啊！所以工人们就跟我很亲密。我在二七厂，也当过车间书记，知道怎么和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技能，我这时也用上了。我结交了一个会计，不久我们两人就如同老兄弟。一次一起吃饭，他见我苦恼，问我咋回事。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厂究竟怎样，完不成调查任务。会计悄悄告诉我，你想了解工厂情况，就要找银行。我那时对工厂和银行的关系不太了解，就问：找银行干嘛？他说，工厂里盈利亏损多少，哪个地方有问题，银行要一清二楚。否则不给钱。
听了会计的话，我突然有一种透亮的感觉：银行管着钱，工厂交利润，发工资，都是银行管着的。而且银行还不是管一家，所有这个区的它都管。后来我知道，那时银行主要是管工厂、管企业，老百姓存款是捎带的小任务。老百姓的存款复杂还利润少，给企业贷款，把国家的拨款贷给企业，坐收利息，利润还高。我到市里开了个介绍信，到银行调查，就把问题搞清楚了。工厂怎么亏损，怎么落账的，利润高在哪里，怎么做假的，银行都跟我说了。比如出了质量问题，出了残次品，它就叫银行抹了这笔账，摊到别的地方去，其实是国家损失了。
从银行搞清楚了问题的症结之后，我就去问厂长：那批产品怎么处理的，账上为什么没有显示？厂长大吃一惊，眼睛看我半天。他知道，这样的情况我不可能从工人那里了解到，我也没说去过银行。他早就从工人那里知道我懂机械，但不知道我竟能查出他们的亏损。既然已经瞒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中央来的，干脆就不瞒了，把怎么抹账、怎么做虚假利润等实情，都给我讲了。完了还说，你既然都知道了，我大概也要调工作了，要撤职了。我说，我虽然只是个小干部，你跟我讲了老实话，我保证在我工作期间不会撤你的职。就是将来你因此被撤了职，我也要向市委书记替你说情。
再后来我知道了，市里很多工业单位都是瞎说的。别看它的账面都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账。我查了资料，在全世界我们的废品率是较高的，跟苏联、德国比较，我们就没法比。大跃进说了很多成绩，虚假成分很多，很多产品报废了，国家损失了大量资金，但是账面没有反映。其实工厂不只是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工厂的问题。继续调查，我们又发现了很多其他问题。
我把我从各个方面调查到的所有情况，汇报到陈伯达。陈伯达听出我们调查出来了问题，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没有保留，把前后过程都讲了。柴沫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我们也去调查。我说，没有机会，咱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再说我事先也不知道能查出问题来。他说，你该先通报一下。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实际上，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大干部、老干部，比我有经验、有办法，我只是发愁我自己调查不出问题来，并不是不通报他们。陈伯达认为我这个找银行突破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现在不新鲜了，都知道银行重要了，可当时工业和银行的关系不大有人知道的。
这次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我写了一个工业调查报告，把我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了。这个报告主席也批示了。后来的《工业六十条》， 也参考了我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薄一波说过，我们调查出的内容许多是别人都没有调查出来的，他承认了那时我们工业中的一些成绩是有夸大成分的。
13.2 创办《群众反映》突出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961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本禹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加担子。
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 20 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起来写出的评论。
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看了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群众反映》创刊不久，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当时就是龚子荣叫我以《群众反映》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在会上做记录、写反映。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群众反映》办得好，中央领导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领导人，都要看这个《群众反映》，我相信，他们一般都是从正面去看，从正面去了解群众的声音，但恐怕到后来，尤其是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来、主席批评了谭震林之后，有人就从反面去看了，担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属有什么情况也被“群众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被“群众反映”了。诸如此类。因为我明显感到很多人是很怕这个《群众反映》的。他们表面都对我很客气，心底里却对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领导人过去就对我不那么亲近，现在怕我什么事就向上反映更回避我了。
13.3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宝。据说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主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已经变成了“牛金星”、“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1951年底、1952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在党内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着的资产阶级的。在三反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1960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是很大的事儿。所以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1962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年主席调“五马”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 （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毛主席在1962年9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
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仔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第 14 章围绕“三自一包”展开的党内斗争和八届十中全会
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
14.1 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在大跃进之后的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核心是农村怎么搞，是退回去搞单干，还是继续走集体道路？毛主席始终坚持集体道路的方向不能变。从1959年开始，他就在这个大前提下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考虑是不是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提出过，但他没有说是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自郑州会议开始的反左、纠左方向是对的，一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截，纠左、反左的效果也是好的。可惜庐山会议上，一直主张单干的彭德怀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反左成果，出来打横炮，严重干扰了反左，庐山会议后半截就变成反右倾了。刘少奇左右摇摆，在大跃进之前是反对集体、主张单干的，美其名曰：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大跃进中却又变得比谁都左，好像就他一个人有共产主义理想，结果搞出共产风、浮夸风，让彭德怀抓住了辫子。毛主席前后一致，都是坚持搞集体的，庐山会议上当然是要保当时是搞集体的刘少奇了。彭德怀的横炮作用非常坏。庐山会议后很多地方那些说真话、说老实话的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打成了“反革命”，农村又出现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些东西，伴随而出现的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像我在二七机车厂看到的那样，很多地方的党委书记，甚至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土皇帝、土霸王，把党的权力变成了私人的权力，大搞权力腐败，谁给他提意见，他就说人家反党。所以，1960年成了最困难的一年。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之风，说要1961年成为调查年，还责令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下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搞农村情况调查。我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领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去了二七机车厂。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后来一般说的“60条”。“60条”宣讲到农村之后，农村情况就开始大大改观。1961年对于走什么道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有的地方，如安徽曾希圣已经在搞单干试点。毛主席不反对个别偏远地方搞责任田试点，但对于包产到户是明确表态：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曾希圣他们要搞，主席也不好一下子彻底否定，否则就是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说你们实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1961年秋，已经到农村调查过的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基本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相当于之前的初级社，一般是20到30户人家。
1961年过去了，三年困难期实际也就过去了。1961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抓下，中央政策实际是已经退了三大步：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这三步都是对1958年人民公社初期的“一大二公”的大胆的修正，但全党的思想却还是统一在集体道路方向。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平均主义”。这都是不对的，都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废除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我国农村在1962—1966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260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600万担。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查到材料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在1962年初的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14.2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有反常动作
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思想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打击分散主义。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主要是做记录、写反映。当时，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也派了一个编辑出席会议。我们可以随时到各个小组去参加会议。
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找到我的办公室去，对我说：“1959年你们的农村调查是对的，我错了，我还跟田家英争论，主席批评了，我已经给田家英道歉了，因为报告是你写的，我也向你道歉。”李井泉是搞浮夸的，但这么个老同志，白头发了，态度挺好的，来给我一个小干部道歉，我很感动，对他的印象很好（即使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他不好过）。
我在听各省市的反映期间，参加安徽组的会议比较多，因为安徽的问题多，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多。那些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是愤怒极了，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来饥荒发生了，群众没有吃的、饿死人了，他又怎样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打击谁，残酷打击，撤职一撸到底……。那些县委书记们批判曾希圣的激动的样子，无法形容，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几十年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也有人很顾虑，反映说曾希圣参加会议，我们不敢讲话。听起来曾希圣那时是真把主席都骗了。山东饿死人报告到主席那里，主席很生气，说你舒同是个书生嘛，你应该比别人更爱护老百姓，怎么会弄得死人呢？主席当场就把他的职撤了。主席以为曾希圣比舒同好，其实曾希圣比舒同还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东多，可曾希圣凶狠、霸道，硬是没让这事马上暴露出来，他就是会欺上瞒下。
我回来后就把听到的情况向上反映了，主席不怎么听汇报，就是看简报。刘少奇要找后楼研究室的人听汇报，也找《群众反映》的人听情况，所以我当时也向刘少奇汇报。他问我听到什么情况，我就把小组声讨曾希圣的情况、把哪个书记怎么讲话的、哪个有代表性的发言是怎么样的，都给把汇报了。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参加了，再开会大家就要求开除曾希圣的党籍，要他去劳动改造。各地市的人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没人提出异议。不料，刘少奇就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处理由中央来研究。【刘少奇是参加了安徽小组的会，在会上这样说的，还是听情况汇报时这样说的？】刘少奇既然这样说了，就没办法了。
我弄不清楚曾希圣有什么特别功劳，回来问老同志才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搞情报，破解国民党情报密码，他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不了的，有的他拍几下脑袋就破解了，有的他组织人一起苦思冥想一番也破了，反正什么密码他都能破，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是从军队情报部门调出来当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老百姓饿死他都不关心呢？还把反对他搞浮夸的副省长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可是，等到1961年，他又一下子从极左到极右了，一下子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就到了主张包产到户了。
追查饿死人的事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县委书记们都揭发批判，曾希圣再掩盖也掩盖不住了，但因为他长征路上功劳大，刘少奇替他说好话，总理也几次说他好话，主席好像也说过。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调曾希圣到华东当了第二书记，调李葆华去了安徽。李葆华一上任，就整顿曾希圣底下的人。李葆华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对包产到户是有限制的。我和李葆华谈过话，他说他是搞“责任田”，责任田是集体的。李葆华要比曾希圣好多了，不是从极左到极右的，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文革时安徽保守派的力量很大，造反派的力量很小。那些在这个时期遭到李葆华整顿的人，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这个情况很复杂，好人坏人错位了。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很有感情，他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毛主席在文革中其实是一直保李葆华的。
毛主席在会上说，饿死人我有责任，我检讨。这种时候，刘少奇应该出来说，他和邓小平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谭震林错误也最大，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是，他们都不出来，都装哑巴。刚解放的时候，在东南地区的大、中城市有大量工人失业，生活困难，上海甚至有人上吊自杀，毛主席动员全国群众，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参见第四章）。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说，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检查并汇报群众生活安排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再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
刘少奇在汇报会上讲话不多，他的大手笔是在全会上的讲话，把浮夸风搞出的饿死人的责任引导到毛主席身上。他批判“好大喜功”，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慷慨激昂，好像错误都是毛主席的，他是纠正错误的人。他忘记了他自己在大跃进中都是怎么说的了。那都是有记录在案的，白纸黑字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大跃进，毛主席不能说没有错误，但相比之下，比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小得多。毛主席说话是有边有界，有限制条件的，刘少奇、邓小平讲话是一点边、一点谱都没有。这些前面有关章节都说过的，不多说了。反正我在会上听到刘少奇的讲话，那意思是有谴责毛主席的味道，特别是他激动的时候，脱离讲稿讲话的时候。现在查讲稿，查不到的。“好大喜功”这些话就是他脱离讲稿的时候讲的。后来七千人大会有个文件，我看过的。刘少奇那些尖刻的讲话都没有了。现在文件里也没有，中央只有个记录。
现在有人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失去了威信，刘少奇一下子名望如何如何了。这是不对的。刘少奇尽管搞小动作，把饿死人的责任往毛主席身上引，但是代表们还是信任和爱戴毛主席的。毛主席讲话叫大家出气，说出气了就好了，正确的气、错误的气都出出来，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我，我就整你一下，这是不允许的。代表们听了热烈鼓掌，这是能说明问题的。说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就名望、威信怎么怎么了，这都是现在的人臆想出来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否定一切，结果遭到全党一致的批判，前车之鉴不远，刘少奇他敢在大会上否定一切？他不敢公开否定中央确定的对全国形势的总体判断，所以才搞那种小动作，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的批判，就和他爱推卸责任、爱转移责任有很大关系。1961年9月，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前不久，英国的蒙哥马利访华，问毛主席接班人是谁，毛主席说：“很清楚，是刘少奇。”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公开树立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那刘少奇在党内也是建立不起多大威望的。不过，他很善于拉拢党内高层干部，还敢瞒着毛主席任命省部级干部，因为中央开会这样的干部是有发言权甚至表决权的，他任命的，人家就会拥护他。他还会拉拢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走的是上层路线，毛主席跟他不一样，走的是群众路线，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而不是干部的官职。毛主席总要是干部能上能下。
我对林彪的讲话特别赞成，因为只有林彪讲话是仗义执言，是公道的。他说共产风都是主席叫我们纠正的，虚报成绩也都是主席先纠正的。他讲的这些是符合实际的，毛主席在第二线，对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搞浮夸不放心，从1958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在搞指标压缩，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后来还是出了大事。出了大问题，又是毛主席来当救火队长，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纠正问题。而刘少奇、邓小平呢？都只管从极左搞到极右了，主张并暗中鼓励搞三自一包，不要集体了。林彪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所以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饿死人也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确实是为主席说了句公道话，确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按毛主席讲的，可以少犯错误。林彪的讲话在后来的大会文件里也是没有的。
14.3 刘少奇成为1962年“三自一包”的风源
七千人大会是开得很成功的。这个会议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三年困难时期，单干和集体的斗争告一段落，毛主席的集体道路胜利了，中央也是统一了思想。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立即就去南方了，中央工作又交给了一线的刘少奇来管。就是这一交，交出了天大的问题。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钓鱼台12号楼召开在京中央领导会议，否定七千人大会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说不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一片漆黑。这就是和七千人大会的中央精神唱反调了。但刘少奇在会上是有支持的，像陈云、邓小平都是和他一致的，总理是有些赞成有些反对。由此开始，一股分散主义的暗流在中央出现了，陈云、邓子恢，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说要“包产到户”才能救农村、救农业，很快这股风扩散到全国，刮起了1962年全国的“包产到户”的倒退飓风。“包产”其实是个伪装，它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一包产，必然是搞个体，必然是资本主义。这在后来的邓小平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秘书室田家英很快就被刘少奇拉过去了。这个事情至今还是一桩未了的公案。田家英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那时起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陈伯达在大跃进中还跟着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搞过共产风，田家英就连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胡说都没有过，甚至还私下议论说过，邓小平虽然是农村出身，却不懂农业，才搞浮夸，才相信什么万斤粮。毛主席对浮夸是非常不满意的，这肯定也是影响到了陈伯达、田家英他们。毛主席后来让他们下去搞调查，搞过共产风的陈伯达没有站到搞浮夸的那边去，田家英更是没有，而且田家英是揭露浮夸有功的，1959年初我们到四川搞农村调查不久，他就把在四川看到的情形报告给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又及时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送交了毛主席，让李井泉受到批评。虽然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他们的“小会”，事发后又被李锐胡言乱语加害，但毛主席还是把田家英摘了出来，加以保护，而且毛主席对其他两个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也都是这样的。那次，田家英是很感激毛主席的保护的，他事后跟我说过，他是上了一个当，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
田家英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候都是主张集体道路的。七千人大会后不久，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了十几个人到湖南搞农村调查。6月结束调查回到北京，他先到刘少奇那里汇报情况。之后他的态度就全变了，他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去给毛主席汇报工作，亲口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主席听了就很生气，说你给我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还跟着人家后面跑，还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毛主席明白得很，知道是刘少奇他们叫田家英来说的，他那样问是给田家英一个台阶下。但田家英却没有理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坚持说是自己的意见。当然，田家英这样说虽然是在为刘少奇隐瞒，却也说明他自己也已经变成主张搞“包产到户”了。
14.4 田家英因为《群众反映》编发了“包产到户”建议专辑
遭到谭震林的报复
1962年夏秋之间我们收到大量群众路线，建议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在中央开会，我打电话告诉田家英，他说中央正在开会讨论这个事儿，要我搞一个包产到户的专刊，反映群众的要求。我告诉他，信很多，全登出来可以出一本书。田家英说，别搞成一本书，可以搞个像《红旗》杂志那样厚薄的小册子，摘精粹的，最多几万字。我按照他的意见很快就编好了，题目是“关于群众包产到户的意见”。
说实话，我对包产到户不是那么积极，为什么呢？首先是我小时候自己就对农村有一点了解，觉得农村那种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中学时候读关于苏联的书，知道了斯大林在苏联搞集体农庄，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要搞集体农庄。1959年到四川种粮，对农村也有更切实的了解了，我觉得包产到户以后，首先公粮收不上来，很多农户肯定要瞒产，少交公粮。其次农村已经有些小的拖拉机了，小土地都一块一块的，统一耕作很难，推广良种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难。结合到早年看过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材料，我就基本认为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才是我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还是要搞合作化，包产到户只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我记得1962初四川我种粮的大风公社有个很小的干部，给我来信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这也增强了我对于公社道路的信心。我当时把这封来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了这封信很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常委看。这样一来，我就非常清楚，虽然主张包产到户的声音在1961年以来在党内就已经非常强烈，但毛主席还是坚决要走人民公社道路的。
不说我自己的具体认识，就是从情感方面讲，我也是赞成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中学时候就是下决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到毛主席身边来工作了。1957到 1958年发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遭到何载等人的打击报复，后来是毛主席亲自解救了我们。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只顾批评别人，而是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在听到汇报说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被下放劳动的同志，在劳动中表现比较消极之后，就提出我们这些没犯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下去劳动锻炼，顺便去作调查研究，了解下面实际的情况。我当时也去了二七机床厂，还是带着犯了错误的王刚等人一起去的。回来后，我打报告说，他们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更加认定了主席选择的路就是正确的路，搞社会主义不会错。
总之我是没有完全听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也搞了一个材料。我选择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小题目，也登在这个《群众反映》的专辑里了。这样就是反对的和赞成的两种材料都有了。虽然份量不是一样多，但一个来信多，一个来信少，这也是客观情况。
材料送上去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看了讨论了。开始是两种意见，但包产到户的占上风。不久毛主席批评了包产到户意见，会上就出现一边倒。谭震林是反对搞包产到户的，看到《群众反映》的材料后，觉得抓到把柄了。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把小册子的空白处，都写上了他的批示，把包产到户批得体无完肤，说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说《群众反映》的编辑是为资本主义呼喊，要追查。谭震林实际上是想搞报复，追查田家英，因为我们一起搞过谭震林的吃饭问题，反映过他夫人用军用飞机买活鸡的事情。
杨尚昆叫龚子荣问我这期刊物的背景，内容是怎么编的。我说，我收到很多来信，打电话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叫我专门编一期。那是群众的意见和动态，我编了送给领导做参考的。杨尚昆就问田家英：戚本禹说是你打电话叫他编辑的。田家英对这个事情很恼火，追问我怎么告密？我一愣，问：我告什么密了？他说，你不是告诉别人说是我打电话叫你编辑的吗？你跟别人说干嘛？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大，是反党的，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说，我真不知道中央这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赞成的，里面还有反对包产到户的。
他们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据说，后来会上有人说，人家刊物里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嘛，两种意见都向中央反映了，没有罪。你有意见可以，不能追查人家。不让底下反映，什么都不反映，我们怎么知道底下的情况。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呢？彭真。当时彭真也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看到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觉得讲得也很有道理。
那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救了我，更救了田家英。田家英大概是以为我到中央告他状，他不知道，我哪有那么大的心机？是谭震林要报复他、整他，但没有成功，他躲过一劫。要是中央同意谭震林的意见追查下去，田家英就是政治错误了，就可能要下放劳动了。他是领导，就是我搞的，他也责任在身，说他向党进攻是很容易的。两边材料都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后来田家英也对我说过：“亏得你搞了一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不然就说不清了”。彭真当时不管跟不跟主席，他也不是要保护田家英，但是他确实解了田家英的围。
不久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马上就有一个人，是八司马之一，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好在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阅览室本来就有一份《群众反映》，现在有多了一份谭震林对包产到户的群众反映的批示抄件，大概是谭震林的秘书放在那里的，目标大概就是对准我的。
【关于这个事情，之前的材料说邓小平救了田家英，请戚老核实一下，我把之前整理的文稿摘录放在这里供参考：谭震林要追查是谁把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搞在一起的……办公厅的党委就先找我谈话。我不能说是田家英让我弄的，我说：“这是群众的意见和动态，我编了送给领导做参考的”。他们问谁批准的。我说；“按照规定，只要不涉及具体的人，只是反映情况，我这里就可以送的”。他们责问：“包产到户是受批判的，你为什么要送呢？”我告诉他们：“我不光送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也送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他们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据说，后来会上有人替田家英说话，大意是：“这个材料两边的意见都有，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他是反映群众的意见，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见，这是对的，印出来为什么要追究责任？”据说，这话是邓小平说的。】
14.5 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击退“三自一包”倒退风
1962年的单干风越刮越大，刘少奇明显是风源，又是保护伞。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主张或者赞成人民公社化的常委，大多在这个时候都转向了主张或者赞成包产到户。因此，中央常委中实际上多数都是赞成搞包产到户的。具体说就是，刘少奇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主张要退够；邓小平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主张包产到户，去反映了好几次，说不包产到户经济恢复要八年，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朱德不说什么，总是嘻嘻哈哈的；林彪不参与；有很多材料证明，总理其实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样一来，党的路线出现了倒退的危险。1962年初开了七千人大会，可是，路线斗争丝毫没有减弱。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了广州，刘少奇、陈云、周恩来他们开西楼会议，调子和七千人大会定下来的不一样，引起了主席的注意。这其实就是说毛主席和他们的路线矛盾实际已到了非常尖锐的时候了。毛主席很清楚，政治局常委大多数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常委周围还有不少田家英这样的人，如果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路这个大政方针的话，他自己就会变成少数，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把党的路线改变过去。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决定不开常委会来作表决，而是开中央全会来表决。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也不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是列宁都讲过了的。这个阶级斗争是解决问题的一把刀子。中央全会一开，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是大跃进中过来的，都是当时主张搞人民公社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因为如果那么搞的话，他们大多要下岗，像安徽的曾希圣就把好多反对搞合作化的人打成反党。所以，这个会一开，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就是多数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刘少奇他们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讲阶级斗争了。这就是说，毛主席发挥他的高超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击退了一次路线上的倒退。
我保存着一份关于十中全会的笔记，现抄录在这里：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十中全会情况的讲话要点十中全会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
国际上苏修做了八件事（伊、印原子弹、和平大会等）问题是我们有的人对赫鲁晓夫欣赏，在和平大会上支持他，犯了一个错误。国内刮起了两股风：翻案风、单干风。
翻案风：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书，第一条：说他过去承认的事情都是被追逼出来的，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第二条：他否认了里通外国，说他不懂外文，怎么里通外国？
事实是：
1.他与赫鲁晓夫讲：中国过去不了解你的政治路线，现在了解了；
2.他与布尔加宁讲：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统一体（在华沙和莫斯科的宴会上都讲了）；
3.他与一个做情报工作的俄籍华裔吴（？）某单独在莫斯科联系。再从苏修那边看：
1.赫鲁晓夫说彭德怀是我最好的朋友，高岗也是我的朋友，毛泽东是破套鞋；
2.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公开说，我至今赞成彭德怀。另外，彭德怀的申诉书说他早在1926年就在起义士兵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好像军史应该从他那里写起。
现中央已组织了一个以贺龙为首的委员会来处理彭德怀的申诉。彭德怀善于在关键时刻用一些非正常手段来干扰党的正确路线，上次庐山会议我们上了他的当，把原来的反左变成反右。现在不上他的当了，他的申诉由专门人去管，我们集中精力做好当前的工作。单干风：大肆宣扬包产到户、单干，主要是邓子恢。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他（略） 。
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脑子里想的问题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要这样看问题的话，就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主要还是考虑怎样才能把国家弄好，都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人，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来讲，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他们是争权，争来的权力是为路线服务的，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贯彻他们的路线。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讲话，其核心内容后来公布在会议公报里，逄先知他们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摘录了这么一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期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又是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传》的编者说：“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党内的一个主要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个说法基本事实是对的，但说文革是“十年内乱”就不对了。毛主席起初的确是想通过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在群众中也来个彻底制止“包产到户”倒退风。结果刘少奇故意扭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使它搞不下去了。毛主席为了从根本上制止单干风、复辟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其他人干扰毛主席的战略，结果出现局部的混乱，但很快就制止了。第一次文革也不是十年，而是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