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站在自身的利益上曲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还是正确，革命派和资改派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评价自然不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应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搞特权当官做老爷为少数人谋利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好好回顾一下那段震撼人心的真实历史！
——————————————————————————
四、风暴（1967.1——1967.5）
（1967.1.1——1967.1.10）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说：“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由北京党、政、军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红卫兵组织伪造中央文件发布公告，全文如下：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秘字００３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雪夫分子。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著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著历史赋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使命，“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份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
西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重要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揭露和痛斥了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量罪行之后指出：“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文章击中了已经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和还未被揪出的或行将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陶铸式的人物的要害。
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北大代表时指出：“中央文革没有派人到北大联系，是王任重自己开始做为北京市委的顾问去北大……他实际上是太上皇，包打天下。”“他背着我们搞一套。”
周恩来总理出席《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并讲话，坚决支持侨务界造反派彻底批判以方方为首的中侨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周总理还传达了林彪副主席对组织大专院校军训的指示。
由学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岗山公社等单位发起成立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开入戒备森严的中宣部，大举造反。他们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满中宣部，并设立了“联络委员会办公室”。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革命派，经过艰苦斗争，冲破重重障碍，终于杀出来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文汇报》社的夺权，敲响了陈、曹之流的丧钟，揭开了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一张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问世了，它宣判了旧《文汇报》的死刑。新生的《文汇报》重新刊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1967年1月4日，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现出原形。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
中央首长的指示宣判了陶铸、王任重之流的死刑。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连夜刷大标语、大字报，散传单。北医“八一八”等30多个造反组织三千余群众直奔中宣部揪陶铸。在中南海门口集结了上万的革命群众，群情激昂，北京鼎沸了。“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打倒反革命陶铸!”“陶铸滚出中南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个在一个多月前还自我吹嘘“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官，如今灰溜溜地躲在中南海再也不敢露头了。次日凌晨六点，总理接见了全体揪陶战士，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时指出：“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首长的讲话，大大推进了军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开展。这个在军内忠实执行刘邓路线的刘志坚不得不向造反派作了初步检查。各军事院校革命派雷厉风行，马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声讨军内忠实推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志坚。
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声势浩大的揪斗彭、罗、陆、杨大会。
地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师院红旗大队等革命组织坚决响应林副统帅关于加强三性的指示，开门整风。
刘、邓的黑干将，和彭真、林枫结成反党的“桃园三结义”的反革命江湖侠客吕正操此时也跳了出来。他扣压了铁路系统几十个革命组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却印发了五十万份《告全国旅客书》，要圣体乘务员为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全面组织起来。他煽动乘务员说：“你们能出乘就出乘，不能出乘也是革命行动。”恶毒挑拨乘务员和旅客的关系。他拿出杀手锏，挑动各地工人罢工，赴京告状，制造铁路中断事故，破坏国民经济。
王秉璋操纵下的七机部一时妖风四起，提级加薪，串联补助，停产停工，从去年十二月廾四日起进行了为期十八天的罢工。
在农林口谭震林通过水产部党组向所属渔业公司各组党委发出了停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造成了严重的轮船停港事件。
一小撮走资派又把这股黑风刮到农村，妄想把农村作为他们最后一个堡垒，负隅顽抗。他们煽动农民和工人、学生的对立情绪，公然说：“他们工人要造你们的反，你们就把反造回来嘛!”使大批受蒙蔽的群众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在年终分配问题上，他们恶毒地提出“分光、吃光、用光”的“三光”政策，分掉公积金和储备粮，一下子签发了八十万元的“串联费”……想以此挖集体经济的墙脚，搞垮人民公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妖为鬼蜮必成灾”。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和一些农村，严重地腐蚀革命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阶级敌人妄想破坏国计民生，借以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党内走资派的彻底垮台准备了条件。
1967年1月5日，长空万里响惊雷，黄浦江畔起狂飙。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名写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全市人民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它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一小撮走资派的大阴谋，宣告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产，吹响了“一月革命”的进军号。
同日，上海《解放日报》的革命派夺了报社大权，《解放日报》新生了。
全国各地在京革命职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革命职工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要把革命的造反精神带回去，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今天，首都革命造反派举行了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大庆展览馆的革命职工展开了《彻底批判大庆展览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军事测绘学院造反派封闭了全军文革小组，揪出了刘志坚。
1967年1月6日，上海百万革命造反派冒雪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揭发了市委大量的反革命罪恶。上海市委全线崩溃!先进的上海工人阶级向反革命经济主义大反击，街头贴满了革命的大标语。工人们纷纷退回补发的工资，福利费等，主动让出占的房屋来。
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等十六个单位召开了“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清华“井岗山”战士智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王光美，并把她揪回清华园斗争。慑于革命群众的压力，王光美不得不写下四点保证。
1月6日——11日，在经济主义的妖风中，阶级敌人又呼唤残孽，聚成一股小小的逆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新的攻击，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了炮打总理的大字报，高级党校红战团等炮打康生同志的反动气焰也达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联动，更是丧心病狂，破坏了由三司中学部和首都兵团联合发起的辩论会，大放“二踢脚”，高唱“鬼见愁”，狂吠“打倒三司”“江青算老几”等反动口号。
继去年12月底三冲公安部之后，1月6日晚，“联动”纠集百余人四冲公安部，他们捣毁礼堂设备，放鞭炮，割电钱，砸喇叭，写反动标语“活着干，死了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又涌进食堂，将几十斤香肠和猪头肉抢食一空，真是一群无赖。次日，联动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凶器等企图再次冲入公安部，由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保卫，其阴谋才未得逞。但“联动”贼心不死，1月10日，他们竟向公安部下了“最后通谍”，第二天，五、六百人第六次冲公安部，革命群众被激怒了，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他们结成了一道冲不垮，打不散的人墙，和“联动”据理斗争，在英雄的人民面前，“联动”反动组织狼狈不堪，落荒而去。他们不甘心失败，竟砸广播车出气，并大喊反动口号“刘少奇万岁”，极力保护他们的主子刘少奇。
1967年1月7日，早晨，陈伯达、江青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工作人员，揭露了熊复按其主子陶铸的旨意伪造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一事，江青说：“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利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北京市召开了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
1967年1月8日，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主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周总理接见了石油学院革命师生和石油系统革命群众，表示支持他们批判石油党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余秋里同志前几年基本上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希望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准确地指向一小撮制定反动路线的走资派。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在一起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罗瑞卿的同党，贺龙的外甥，杨尚昆的妹夫，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战友文工团的革命群众抄了家，他和他的老婆一起被押到北京卫戍司令部。廖汉生是“四家店”阴谋政变的干将。
安徽的革命造反派在天安门游斗了李大钊之子安徽省党委书记李葆华。
1967年1月9日，继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声音：“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人民日报》编者按还指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标志着文化革命出现了新形势，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了新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是日，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
上海铁路革命造反派接管了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室，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接管了火车站，仅两天功夫，就扭转了沪宁、沪杭两线瘫痪的局面。毛主席对同济大学的学生下车站、码头劳动一事非常关心，当他听说他们还在那里坚持劳动之后，非常高兴，并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正结合，现在才是真正结合。”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接见“红革会”负责人时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广播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集会游行，向上海革命派学习，奋起反击经济主义妖风，首都学生连夜组成宣传队，深入外地工人住处，宣传《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动员上海工人赤卫队和全国各地在京工人迅速打回老家去，抓革命，促生产。
中央文革决定首先以清华、北大、北航、地院、矿院、二中、二十五中和华侨补校为军训试点。10日起解放军战士陆续进校。
陈伯达同志接见新华社革命群众，并宣布改组新华社，由王唯真任副社长。
工人体育馆内，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
1967年1月10日，在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凯歌声中，江南造船厂革命群众举行一万三千吨巨轮“朝阳”号的下水典礼。
晚十时，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文汇报》代表。
康生等中央首长接见高级党校“红旗战斗队”时指出：高级党校红战团的方向是错误的，是顽固的保皇团体。康生同志说：“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又深又厚又大。”康生同志还谈了十年来他同杨献珍所作的十次原则性斗争。
北京新华书店的革命造反派在天安门焚毁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人头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烧毁刘少奇画像的呼吁。
首都“三司”、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等张贴《穆欣是什么人?》、《把穆欣从中央文革轰出去》、《穆欣是刘少奇的看门狗》、《把埋在中央文革的定时炸弹穆欣揪出来示众》等大标语、大字报。
（待续）
博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