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站在自身的利益上曲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还是正确，革命派和资改派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评价自然不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应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搞特权当官做老爷为少数人谋利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好好回顾一下那段震撼人心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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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11——1967.1.25）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贺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组织，高度赞扬上海革命造反派：“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同志任顾问，徐向前任组长。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发布。
是日在北京体育馆内召开了揪斗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大会。
科大红卫兵组织“雄狮”写出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分歧在哪里？”等大字报，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师大附中也出现了《严重违反十六条的现象——评12月份以来的抓人现象》。这些大字报是去年11月炮打中央文革反动思潮的继续。同日晚，科大各革命组织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了“雄狮”的骨干分子，获得了一批“雄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证，一月十五日“雄狮”的头头被逮捕。
大工贼，刘、邓的保皇忠实奴才，“捍卫团”的头目时傅祥及张百发再次被群众揪出游街示众。
1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紧急通告》和《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通告》时所加的按语，《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合写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社论指出：“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社论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扑的新形式。”
一个以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队伍，在毛泽东主席的率领下，以其磅礴的气势，杀向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战场，北京各基层工矿企业单位开始了激烈的夺权斗争。
是日，上海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革命造反派，举行了庆祝中央贺电大会。
在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过程中，多少人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经历了一场破私立公斗争的大风暴!一批又一批的工人赤卫队员倒戈造反，他们当众抛掉赤卫队的袖章，立即杀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上海第二制药厂九个工人写了一份《向毛主席请罪书》贴在《人民日报》社前。他们诚恳地写道：“我们这次来京控告，是完全错了，是受了赤卫队总部的蒙蔽，我们要大造总部的反，揪出幕后指使人。”大批工人退回了补发的各种费用，他们愤怒地说：“糖衣炮弹打不倒我们，谁稀罕你几个臭钱，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
北航红旗，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等十几所学校的革命组织联合组成“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下乡联络组”，革命师生纷纷下厂、下乡。
同一天，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委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并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刘少奇以及薄一波、彭真的老巢。
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在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参加了夺权斗争。山西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束缚，坚决支持夺权!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某地上空击落美制国民党军队F—104型战斗机一架。
《解放军报》报社的肖力等同志贴出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出几个月来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一直脱离文化革命与两条路线斗争。
胡痴等反党分子准备在《解放军报》社搞一次反革命政变。13日上午和谷岩、宋璋为首的反党干将发出紧急呼吁，宣布接管《解放军报》，并准备发《告全军战士书》，在全军范围内进行反革命煽动。此事立即被中央文革、革命群众识破。十五日报社革命群众揪斗了反党阴谋家胡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发布。“规定”指出：对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刑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坚决镇压。
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指出：军队文化革命的部署和地方有所不同，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有所动摇。
文化部群众举行辩论大会，造肖望东的反。肖望东是刘、邓司令部里的人，是刘、邓忠实奴才，他所领导的文化部不是新文化部，是旧文化部。十一中全会以后，还在顽固地坚持错误，执行陶铸的黑指示，干了许多坏事。肖望东是个野心家，来文化部以后拉山头，搞宗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相对抗。
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指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工具，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
1月15日，首都和各地在京一百五十多单位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陈伯达同志在会上提出了几点建议：夺权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采取开联席会的方法，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是日，吴传启、洪涛之流到民委统战部门和政协，大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制造了建国十七年来罕见的劫窃档案事件。
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全面地总结了上海夺权斗争的经验。
陈伯达、江青接见北大聂元梓等同志，陈伯达说：“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和刘志坚在一起搞了许多鬼名堂。王任重在北大搞，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清楚。”江青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和了。”
连日来，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第二机床厂、内燃机总厂、光华木材厂、邮票厂等各厂的革命造反派纷纷举行大中小型揭发、批判座谈会。揭露了经济主义的反动本质，戳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耍花招、撂挑子、撒手不管，破坏生产的阴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等二十七个革命组织发表了第二份告上海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
1月17日，《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了题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的社论，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干部、包括犯有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到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近日，不少军事院校的同志冲击《解放军报》社。就此事，林彪副主席给《解放军报》社群众写了一封信，指出：解放军报社是保护单位，学生和干部不要到里面去揪人，欢迎他们送大字报。
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师生揪斗了三反分子胡乔木。
谢富治副总理严正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等，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连日来，清华、北航、政法、地院、科大等校的革命组织配合中学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抄了联动据点：拘捕其首恶分子。
1月18日，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重新刊登了毛主席1929年写的古田会议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编者按指出：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情况下，革命群众应认真学习这篇光辉著作，“在革资产阶级命的同时，也要革自己头脑里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命。”
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敌人疯狂的反抗。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的形势下，谭震林、江一真(农业部代理部长)却在农林口大搞假联合、假夺权。早在去年十二月，谭震林就把一些保字号组织纠合在一起，拚凑了一个所谓“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并派其亲信赵某人、季某人做联络站的顾问，以直接操纵这些组织，死保自己。16日晚，谭震林召集农口各部领导人密谈，发出谁要夺权就给谁下“全面夺权令”。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延安兵团”在17日上午公布了“夺权公告”，宣布要夺农业部党、政、财、文生产和接待的大权。农业部造反派组织“井岗山”“红旗”等识破了他们“假夺权，真保权”的阴谋，坚决拒绝和他们联合。随即串连了在京直属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和农大、劳大、农机东方红等组织提出成立“监督委员会”，对保皇组织予以抵制。保皇组织聚集了二十多人，来个先下手为强，偷偷摸摸去和平宾馆和江一真等人进行了六小时的和平谈判。江一真欣然在白纸上签了名，肮脏的政治交易完成了，反革命假夺权的目的实现了。“一·一七”假夺权是谭震林掀起自上而下资本主义的二月复辟逆流的前奏。
晚、穆欣及其老婆先后被《光明日报》社革命职工、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清华“井岗山”揪斗。斗争会上，群众揭发了三反分子穆欣的罪行。
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社论认为《文汇报》的夺权是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一扫新闻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使报纸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成为革命造反派忠实的喉舌。
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戏剧学院、文化部机关革命组织在天安门同文化部联合游斗了肖望东。
有的学校的组织在他们的头头率领下，打着“这次夺权是中央安排的”的旗号，东抢权，西抢权。他们把手伸到了高教部、中宣部、华北局、团中央等中央十几个部门，置那里的广大群众于不顾，俨然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实际上他们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向中央夺权。这天，他们闯入华北局，伙同老保组织“一联”总部少数决策人宣布夺了权，引起混乱。后由于中央文革的制止，他们才不得不撤出华北局。他们派到其他各部的“夺权队”也因中央文革的批评，才陆续撤回。
1月20日，《文汇报》发表社论《欢呼革命农民运动的兴起》，社论指出：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说，农民多拿些钱，增加一点福利，是为了“立即取消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这是骗人的鬼话。取消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具备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条件，不可能做到“立即取消”。“立即取消”论是“形左实右”的反动谬论。我们应当为逐步缩小、消灭这些差别积极创造条件，特别要加强毛泽东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如果片面强调增加福利，鼓吹物质刺激，那就削弱了思想教育，腐蚀了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其结果，不仅不能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相反，只能滋长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扩大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破坏农业生产，破坏工农联盟，因此必须坚决反对。
同一天，陈伯达针对有人受坏人蛊惑骚扰解放军报社，又两次紧急通知：外单位群众不得冲击解放军报社。
1月21日，新华社发表文章：《
毛泽东主席向林彪做出指示：“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又指示：“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23日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担负了三支二军的光荣任务。毛主席的指示是个英明的战略决策，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大信任，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大战略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总理针对“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等反动组织，对革命造反派指出：“对这些组织的首恶分子必需实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要赶快觉悟，起来揭发。”
中学造反派在民族宫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亿万群众大联合，从一小撮走资派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同时发表署名文章：《
一月上旬以来，在高级党校“红战团”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炮打康生同志的逆流。自11日起，清华园里相继出现了“康生与总理”“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等大字报，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21日，“红战团”、清华“井岗山”、天大“八·一三”、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起草了所谓《联络委员会公告》。
是日凌晨，陈伯达同志就清华井岗山参与了攻击康生同志问题，两次打电话给蒯大富，严正指出：“公告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作对”“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的，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是反动的，不能和它联系。”“要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要懂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同一天，青岛市二十多个单位组成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并且夺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与青岛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坚持斗争的王效禹同志发表声明支持这一伟大创举，并参加了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日，上海“红革会”在几个坏头头的策划下，掀起了一股“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小逆流。
晚上，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康生同志向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传达了林彪副主席的一句话：“最最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1月24日，外事口革命造反派举行批判陈毅同志大会。会上听取了陈毅同志的检查，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同志在大会发言中指出：陈毅同志的检查是好的，谦虚的。周总理还说：“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成绩。”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日还登载了1月14日二十五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清华园内一派春光，喜气洋洋。来自反帝反修最前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使者，山鹰之国的贵宾卡博等同志在康生同志陪同下，参观了清华大学并与“井岗山”兵团的同志进行亲切座谈，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我留欧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途经莫斯科，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献了花圈，并朗读了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是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真理的声音，吓得莫斯科的叛徒们胆战心惊。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对我手无寸铁的留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毛主席的红卫兵的鲜血染红了红场。上海工人造反派把陈丕显、曹荻秋揪出来示众。
西南响起了春雷，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取得胜利。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夺权之后，立即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号召。
西安的革命造反派斗争了陕西出身的老革命家刘澜涛和习仲勋。
吕正操和反党分子武竟天在天安门被游斗。
北京军区揪出了三反分子杨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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