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靠富豪发迹的胡润前不久表示，加上“财不外露”的隐形富豪，中国身家过百亿的富豪至少有260人左右。房地产仍然是今年百富榜中平均财富最高的行业，最低的是餐饮行业。胡润称，目前中国拥有10亿美元身家的富豪大概有540位到600位，其数量已经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中国经济崛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富豪数量就远远超过了历经几百年发展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抑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工程催生了多少富豪？的确值得人们反思。中国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其实已完全蜕变为现实中的权贵资本主义。举目望去，中国这些身价不菲的富豪为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贡献了什么？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畸形的房地产政策，盖几个所谓什么广场花园豪宅岂能跻身富豪之列？为什么世界上的富豪唯有中国是靠造房囤地跋了头筹？

10月19日，瑞信研究院发布第二份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全球财富总值去年增长14%至231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区占54%。中国跻身全球财富增长额最高的六大国家，百万美元富豪人数超过100万，占全球总数的3.4%，预计未来5年内百万美元富豪人数仍将翻倍。
　　
中国的富豪是如何炮制出来的？除了房地产、矿产资源、资本市场炮制大批富豪外，众所周知的“ 灰色收入”和“ 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不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在2007年推算过，当年至少就有4.8万亿的“隐性收入”没有被统计在内。
　　
凡是熟稔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人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各类采购招标，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甚至更高。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和银行配套的2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6万多亿通过或明或暗的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有人也许指责这是一种猜臆，但看看刚刚曝光的“靖宇至松江河线工程”铁路项目，就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其实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一个总投资23亿的重要铁路项目，竟被层层转包、违规分包给一家“冒牌”公司和几个“完全不懂建桥”的包工头；本应浇筑混凝土的桥墩，竟在工程监理的眼皮底下，被偷工减料投入大量石块，路桥施工者都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农民工，曾做过厨师、开过饭店、修过路的农民工吕天博对建桥一窍不通，却带着几十名农民工修建了一座座特大铁路桥。一些原本应全部由混凝土浇灌的桥墩基座，都被填放了大量碎石、砂石等混合物，给桥墩留下极大的安全隐患，而项目经理却照样签字验收。

类似的问题还有多少？今年上半年随着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倒台，牵挂出的女富豪丁书苗，几乎涉足了铁道部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而铁道部截止到2011年上半年，负债总额已超过2万亿。“十二五”期间，铁路总投资仍将高达2.8万亿！如此丰腻的肥肉谁能抢到谁就能成为丁书苗式的富豪。

铁路投资仅仅只是一个方面，类似的公路轻轨地铁建设、电网水网油气管道、水电火电核电建设等等，背后会炮制多少隐性富豪？老百姓不清楚莫非政府也不知道？

中国社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利益瓜分”的格局，而非所谓的“利益博弈”。如果是利益博弈，还要讲规则，还要讲公平性。而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却是弱肉强食的光景，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丛林规则”，就是没有任何规则，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所谓的博弈只是对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瓜分，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竞争越激烈，人民的利益就越是更多的被掠夺被侵害。

邓小平对中国的十点警告

警告一：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p161-162）

警告二：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p364）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错误倾向，1987p226-229）

警告三：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p123）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p138-140）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P110-112）

警告四：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p370-383）

警告五：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p63-66）

        ——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P77-78）

警告六：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基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P43）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5p p145）

警告七：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会负历史责任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会负历史责任。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P120-122）

警告八：中国要出问题，还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要国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p370-383

警告九：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也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P160）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P164）

        ——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P202）

警告十：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1986P176-180）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P1987P237-243）

习近平写的《自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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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伟大的赵普同志致敬！ 201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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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的郎咸平清华演讲！ 201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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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交通法规罚款一览表 2012.04.17 
 
新交通法规罚款一览表

走近习近平 

        他，一位中国最基层的单位——当年的生产队书记、县委副书记，一步步扎实地走到今天成为一位经济强省的省委书记。
　　他，性情谦和，为人平易，然而执政颇有铁腕风格。
　　他，出身于高干家庭，其父习仲勋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在钱塘江弄潮的习近平意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图片说明：2009年3月，习近平与胡锦涛在人大政协两会上互动。）
　　给腐败成本细算“三笔账”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后，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促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 对习近平，一般在职的机关干部的普遍印象是，“习书记的讲话，往往一语点中要害，对于丑恶现象，从来不留情面”。知情人认为，习近平的个性更在于他强调和重视“官德”和人格魅力。对待“吏治”与“官德”，习近平在浙江可谓措施迭出，警告频仍。
　　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这是习近平对权力的诠释。在他眼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而且是“立国”之基。中国历代思想家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中的这句话，他十分推崇。习近平说，“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要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想达到“正”，就要自省、自律、自责、克己，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习近平说，它直接反映的是个人的“内功”，即个人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好，就能不论白天黑夜、明里暗里，都能严防死守，矢志不渝，管住自己的口、自己的手、自己的腿，以及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从而使自己坦荡从容。
　　2004年7月15日下午举行的浙江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代表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人民作出6条廉政承诺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要算一算“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习近平说，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大家要按照省委全体常委的承诺要求，坚决抵制跑官要官；坚决拒收钱物；自觉管住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以权谋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带头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不忘“一饭之恩”的大丈夫
　　习近平的童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度过，而他的少年时代更与父亲的命运紧密相连。由于“文革”期间父亲被打倒，不到16岁的习近平就被迫前往陕北插队。这段经历成为他永远难忘的记忆，也成为他最宝贵的一笔人生财富。“我几乎那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
　　当时，约29000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习近平是第一个当大队支部书记的。这种历练，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1968年，习近平从北京到梁家河村插队，习近平不会做饭，吕侯生就把做饭的事“承包”了。习近平酷爱学习，常在煤油灯下读着吕侯生连书名都认不得的书，吕侯生就憨憨地坐在油灯的一旁，陪着习近平看书写笔记。晚上也不回去了，一条被子两人合伙盖。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吕侯生已债台高筑，实在没法了，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不到半个月，习近平给他寄来500块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此后，只要在市里，习近平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榻前来一趟，他说：“侯生，给你治病，都是我自己花钱，花多少我都愿意。”
　　经过治疗，吕侯生的病得到了好转。吕侯生要回陕北了，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里。吕侯生激动地说，近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呀，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哩！”
　　1999年10月底，吕侯生在山西太原武警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将医疗费全部支付。2000年1月，吕侯生第三次到了福州，这时习近平已当选为福建省的省长。吕侯生是戴着假肢一瘸一拐去的，一见面，习近平用手反复摸着吕侯生的右腿，高兴地说：“我的农民朋友大难过去了，咱一块合影做个纪念吧。”
　　2002年“七一”前夕，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托人给居住在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的83岁老战士李朝金送去慰问金。饱受癌症折磨的李朝金激动地说：“为穷人求解放，多少战友牺牲了生命，我只不过出了一点力，受了几次伤。党和政府这么关心我，让我感动不已。”
　　情结八闽抓“小”不放“大” 
　　从1985到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的17年半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有人说，他的17年半已经和福建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调任浙江时，他在感情上自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绪，“而且我觉得已经是不解之缘吧，肯定我一辈子都跟福建联系在一起。17年半，也是我最好的年华啊，我是当时人们说是三十而立，我是32岁的生日是我在厦门当副市长履新的时候度过的。就是那一天，厦门市领导说给你接风，你今天上任了。我说今天恰恰是我的生日”。
　　习近平到任不久，遇到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骛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习近平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人民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焦点，人民群众不放心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失的所在。”这是习近平曾说过的一句话。在福建出任省长期间，他治理餐桌污染一时成为全国佳话。当时，他向福建省老百姓庄严承诺：“3年的时间，全省23座城市基本上实现治理餐桌污染的目标；5年的时间，全省范围基本实现治理餐桌污染目标。”
　　至今，习近平还记得第一次到福建时的那种感受：“当时福建整个形势比我想象的要欠发达一些，我是1985年6月份到厦门上任的，从福州到厦门一路走了8个小时。交通条件比较差，道路比较狭窄，到了厦门以后呢，感觉也是出乎意料，过去说是海上花园，但是我看到的市容市貌，都是显得比较陈旧一点，所以厦门的同志也跟我说，美丽的厦门岛好像是一个青春少女，但是穿了一件破衣服。”让习近平欣慰的是，而今的厦门在几代人的建设下已昔非今比了。
　　“攀龙附凤”誓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2002年10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调往浙江，仍然出任省长。知情者透露，习近平由福建省省长任上调来浙江主政，原本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前，他有思想准备，组织上可能调他到陕西省或西部某省工作，因为他与陕西的渊源要深得多。也许是因为浙闽相邻有诸多类似，也许就是考虑到对“浙江经验”的思路对接，习近平最终没去陕西而来到了浙江。
　　到浙江短短一个月后，习近平又当选为浙江省省委书记。无论是当省长，还是当省委书记，习近平始终都以平常心从容面对。他说：“ 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又兼任书记，一点都没想到。当时，我想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不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组织上给你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做好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确实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又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人曾经这样概括过习近平的从政之路，从陕北农村大队支书做起，在河北正定正式起步，在福建政坛走向成熟，而在将知天命之年，他又来到浙江，踏上新的征途。为了更好地弘扬民营经济，习近平迅速确定了浙江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了主动接轨长三角，打造生态浙江、文化浙江，发挥深海资源优势等八大举措。习近平说，长江三角洲的沪、苏、浙三省市，是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是中国最具活力与竞争力的经济区域之一，也是世界上公认的第六大城市群。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必将促进沪苏浙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保持长江三角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加快打造世界级的城市带，从而牵引和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沿江地带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红色名门之后取信于民常下访
　　外界评价习近平性情谦和，为人平易，但是做起事来却毫不含糊，甚至颇有铁腕风格。1988年，他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曾经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宅的问题，被他列入调查的干部多达2000多名。记者问：“事后就是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习近平直言：“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觉得我确实不是为了自己，我跟他们无怨无仇的，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
　　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习近平为官的一个准则，这种想法来自于家庭的耳濡目染。很多人都知道，习近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后代，他受父亲的影响很大，习近平从小接受的就是革命教育，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
　　浙江的飞速发展让世人惊诧，将浙江精神归纳为四点：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良方”：“浙江人的‘两板’精神是，遇到困难不畏惧，遇到挫折不后退，宁肯苦干，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也不放弃自己的事业。浙江人发展经济不是‘等靠要’，而是通过自身努力。浙江人走遍千山万水，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从不怨天尤人，这就是‘四千’精神。”
　　熟悉习近平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喜欢到基层去走走看看。无论到哪里工作，他总是要求自己先做一个学生：“ 到一个地方呢，就是先做学生。再一个就是吃透情况，不要盲人摸象，所以我来了以后，就是尽量地跑。”他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在到任浙江9个月后，他跑了90个县市区中的69个。通过这种方式，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民情政情。一位曾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的记者说，习书记的精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比不了。有一次在四川视察当地一批浙江省的对口扶持县，因为地处高原，很多干部都支持不住，中途退了下来，而习近平不仅从头坚持到尾，更是随时随地走下汽车，走到老乡中去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
　　习近平说：“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工作的重要性，长期坚持，抓紧抓好，抓出成效。”习近平再三要求有关部门对上访接待的信访件严格落实责任，抓好跟踪督查，及时妥善处理，以“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的实效，真正取信于民。
　　在入主浙江的3年多时间，以习近平为首的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很多决策，这些战略举措切中肯綮，为浙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谐，作为浙江发展的更高目标被提了出来。与之相呼应的是，浙江省委省政府还提出了绿色浙江、平安浙江、数字浙江、文化浙江等一系列目标。而统率这一系列发展目标的核心，正是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在浙江已工作多年的习近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德，切实把“走在前列”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乘势而上…

2012-03-28 16:28: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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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

邓小平

9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曰至七月五曰，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於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於“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於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於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叁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麽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於党和人民，对於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於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叁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於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於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2013-11-17 11:35:43|  分类： 乱评杂谈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评“三项指示为纲”

梁　效　　任　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干什么的？就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全国亿万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但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大表 "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１９７４年底，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评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这就更加引起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恐惧。他们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深入进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非常反感。因此，就迫不及待地拋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了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纲只能有一个，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分析了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１３年后，毛主席又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每当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总是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列宁说："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以" 三项指示为纲"，恰恰是妄图抹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谈三项指示"互相联系，不能分割"，"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句"，说得振振有词，似乎很全面，其实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鬼把戏。他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经他们这样一摆，安定和不安定、团结和不团结的矛盾，还有科研落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矛盾，等等，统统成了主要矛盾。他们就是这样用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手法，淹没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黑格尔说过，折中主义一类诡辩是"思想的阴谋诡计"。这种手法并不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发明，而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惯伎。抓住了次要的东西，"忽视了主要的东西"， "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就鼓吹"各阶级间的亲密合作"，宣扬阶级投降主义。１９５７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公然声称"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 "，"我们过去专政多了，以后可以放宽些"。１９５８年，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他又极力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什么现阶段"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多次批判和斗争，就包括着对参与制定和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但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今，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谬论的翻版。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明明是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看不见阶级矛盾了。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今天，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在，资产阶级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和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都还在，小生产仍然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些明摆着的事实，难道都看不见了吗？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一次又一次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列宁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这个时期"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没有阶级斗争？" 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来都是骗人的。刘少奇和林彪都讲阶级斗争熄灭，他们自己就根本没有熄灭。刘少奇围剿革命派，保护他那一小撮叛徒、死党。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哪里是什么熄灭？现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施放烟幕，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实行反攻倒算。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它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吗？现在人们明白了：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人，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采取了一个很有欺骗性的、容易使人丧失警惕的手法。他们讲的三项指示，看起来都是毛主席的话，但由于纳入了那个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之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就完全被阉割了。　　列宁说过："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德国拉萨尔分子曾多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加以歪曲，把他们纳入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之中。例如，他们抄了国际章程中"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的话，添上几个字，改成 "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这一引一添，就掩盖了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资料的垄断，维护了普鲁士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对此，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叛徒考茨基，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词句，抽掉具体的历史条件，"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中一再出现的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一切革命同志的警惕。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三项指示"的第一条，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哪里还谈得上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位？正当群众性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大刮"业务台风 "、"经济台风"，妄图把学习运动刮掉。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这个"主要矛盾"，那个 "主要危险"，唯独不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谈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甚至反对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荒谬地说"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横加指责，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削弱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非常害怕，唯恐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极力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对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他们也百般抵制，说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否认有现代的宋江，反对批判投降派。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头上讲安定团结，实际上破坏安定团结。我们指的安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安定；我们指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他们却一方面借落实政策为名，"请隐士"，"举逸民"，提出特别要依靠和重用那些"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也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二要算账的走资派；另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排斥和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和新干部，对抗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他们别有用心地攻击年轻的领导干部是 "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叫嚷什么青年干部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上来"。按照这种"台阶"论，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大批青年领导干部和新生力量岂不是统统都得下台，都得被打下去吗？这是公开露骨地破坏毛主席倡导的老、中、青三结合。他们还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挑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充分说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但是，在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代化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炮制"三项指示为纲" 的人，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讲党的基本路线，却一个劲地鼓吹唯生产力论，大讲一切为了现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么路都可以。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认为走什么路都可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一套不行了，只有他那一套才灵。他们攻击党的领导"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主张恢复专家治厂、专家治所。他们不赞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不搞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怎么能调动积极性？他们反对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实际上还是要搞"管、卡、压"。他们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只有乞求外国，才能改变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如果按照他们修正主义那一套搞下去，路线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就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倒退为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就会恢复起来，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遭到破坏。这样，要就是生产搞不上去，要就是暂时搞上去还得垮下来，要就是搞出个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无论哪种情况，都会破坏生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的现代化，究竟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究竟要把我们国家"化"到哪里去，这不是很清楚吗？《红楼梦》里有句话："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发展生产喊得震天价响，实际上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把人们拉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我们要批判他们的唯生产力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这场斗争告诉人们，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和特点。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些人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呢？当然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些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那些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的利益。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是乐意参加的，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自己不愿意革命，而且反对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党内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有很大的权力，所以搞起修正主义来是很凶的，很快的，是最危险的。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研究和认识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他们活动的规律，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掌握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拋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善于识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警惕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花招，防止他们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的阴谋。要执行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团结９５％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９日）

2013-11-17 11:36:16|  分类： 历史真相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毛泽东　　

（1975年10月─1976年1月）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苏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中国大陆外逃、失踪、自杀官员排行榜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公安部内部通报，各省（区）、直辖市纪委、公安部门上报：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员、党员干部失踪、外逃、自杀死亡报告统计资料如下：
      
       01、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66名、自杀死亡74名。      
　　02、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9名、自杀死亡145名。      
　　03、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6名、自杀死亡72名。      
　　04、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4名、自杀死亡112名。      
　　05、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42名。  

       06、北京市：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      
　　07、上海市：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自杀死亡51名。      
　　08、天津市：失踪60名、外逃1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5名、自杀死亡17名。      
　　09、重庆市：失踪160名、外逃22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6名、自杀死亡27名。      
　　10、河北省：失踪249名、外逃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70名。      
　　11、山西省：失踪240名、外逃28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2名、自杀死亡102名。      
　　12、内蒙古自治区：失踪52名、外逃3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6名、自杀死亡5名。      
　　13、吉林省：失踪162名、外逃125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42名、自杀死亡29名。      
　　14、黑龙江省：失踪277名、外逃17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90名、自杀死亡30名。      
　　15、浙江省：失踪280名、外逃24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42名、自杀死亡37名。      
　　16、安徽省：失踪164名、外逃14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67名、自杀死亡51名。      
　　17、江西省：失踪86名、外逃14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1名、自杀死亡31名。

    广西湖人工业公司.www.szdzp518504@.163.com

   
　　18、山东省：失踪263名、外逃30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6名、自杀死亡43名。      
　　19、湖北省：失踪281名、外逃375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71名、自杀死亡36名。      
　　20、湖南省：失踪314名、外逃2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0名、自杀死亡40名。      
　　21、广西壮族自治区：失踪175名、外逃17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75名、自杀死亡28名。      
　　22、海南省：失踪82名、外逃11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3名、自杀死亡14名。      
　　23、四川省：失踪265名、外逃19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29名。      
　　24、云南省：失踪199名、外逃335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6名、自杀死亡35名。      
　　25、贵州省：失踪116名、外逃8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52名、自杀死亡12名。      
　　26、西藏藏族自治区：失踪16名、外逃2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4名、自杀死亡无。      
　　27、陕西省：失踪215名、外逃24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82名、自杀死亡43名。      
　　28、甘肃省：失踪22名、外逃2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1名、自杀死亡无。      
　　29、青海省：失踪47名、外逃39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7名、自杀死亡无。      
　　30、宁夏回族自治区：失踪37名、外逃4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8名、自杀死亡2名。      
　　31、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失踪117名、外逃22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2名、自杀死亡31名　  


2006各省贪官外逃一览表
      听说中国贪官把美国一些地方的高档房价都炒高了，原来如此。这就是党的干部，人民的父母官，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不以侵吞不义之财为耻，脸皮之厚，良心之坏，连农民都知道肥水不流外人田，强盗不如，这样的执政风范，这样的为官之道，这样的敛财之举，恶心之至，给中国人丢脸，给中国共产党抹黑。
      
      2006各省贪官外逃一览表------------各省贪官外逃一览表-------------  
      　　地　区　　　　人数　　地厅级或以上官员　　携带资金  
      　　北京市　　　　 225人　　　　　58人　　　　　　25亿  
      　　天津市　　　　 122人　　　　　19人　　　　　　14亿  
      　　河北省　　　　 340人　　　　　26人　　　　　　31亿  
      　　山西省　　　　 236人　　　　　41人　　　　　　17亿  
      　　辽宁省　　　　 367人　　　　　52人　　　　　 117亿  
      　　吉林省　　　　 117人　　　　　14人　　　　　　26亿  
      　　黑龙江　　　　 230人　　　　　42人　　　　　　85亿  
      　　上海市　　　　 206人　　　　　66人　　　　　 250亿  
      　　江苏省　　　　 313人　　　　　40人　　　　　 140亿  
      　　浙江省　　　　 142人　　　　　48人　　　　　　86亿  
      　　安徽省　　　　　97人　　　　　19人　　　　　　30亿  
      　　福建省　　　　 480人　　　　 102人　　　　　 365亿  
      　　江西省　　　　 125人　　　　　21人　　　　　　26亿  
      　　山东省　　　　 352人　　　　　54人　　　　　 150亿  
      　　河南省　　　　 124人　　　　　27人　　　　　　50亿  
      　　湖北省　　　　 365人　　　　　33人　　　　　　60亿  
      　　湖南省　　　　 300人　　　　　20人　　　　　　70亿  
      　　广东省　　　　1640人　　　　 170人　　　　　1550亿  
      　　广　西　　　　 217人　　　　　25人　　　　　　55亿  
      　　海南省　　　　 140人　　　　　22人　　　　　　27亿  
      　　重庆市　　　　 175人　　　　　31人　　　　　　18亿  
      　　四川省　　　　 144人　　　　　40人　　　　　　50亿  
      　　云南省　　　　 238人　　　　　48人　　　　　　60亿  
      　　陕西省　　　　 146人　　　　　16人　　　　　　28亿  
      　　新　疆　　　　 260人　　　　　24人　　　　　　30亿  


部分中国外逃官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行业 出逃前职位外逃年龄 逃往地 涉案金额
1 于志安 国企 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 63岁 菲律宾 1亿元
2 丁岚 国企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 36岁 泰国 1.95亿元
3 程三昌 国企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 61岁 新西兰 1000万元
4 蒋基芳 国企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 59岁 美国 2亿元
5 童言白 国企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53岁 澳大利亚 不详
6 董明玉 国企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55岁 美国 不详
7 杨秀珠 政府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58岁 美国 2亿元
8 罗庆昌 国企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 42岁 美国 3385万元
9 陈传柏 国企昆明卷烟厂厂长61岁 美国 1600万元
10 陆海莺 国企云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 49岁 美国 8000万元
11 闭东晨 国企云南省五矿公司分公司副经理27岁不详3263.2万元
12 高山 国企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 43岁 加拿大 8.39亿元
13 萧洪彬 国企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43岁 澳大利亚 骗汇7.6亿美元
14 陈安民 国企陕西咸阳无线电二厂厂长 45岁 匈牙利 200万元
15 尹国强 国企北京市九龙商贸责任公司经理 42岁 罗马尼亚 711万元
16 徐晓轩 国企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理 40岁 澳大利亚 4.6亿元
17 黄清洲 国企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 47岁 泰国 13亿港币
18 余艾青 国企北京赤艾商社经理 34岁 俄罗斯 诈骗900万元
19 蓝甫 政府福建省厦门市副市长 59岁 澳大利亚505.76万
20 仰融 国企上海华晨集团董事长金杯客车董事长 46岁 美国不详
21 周长青 国企陕西省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44岁 厄瓜多尔5515万元
22 钟武剑 国企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总裁 46岁 加拿大 5亿元
23 郑治新 政府云南思茅地区孟连县国家税务局出纳员 36岁 缅甸 67万元
24 方勇 国企浙江省宁波市交通银行办事员 25岁 加拿大 141万元
25 李化学 国企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 43岁 澳大利亚 1333万元
26 金力成 国企浙江瑞安市建设银行莘腾分理处副主任 33岁 柬埔寨1 23万元
27 林进财 国企建行东莞分行金库保管员 30岁 泰国陈国强 国企 建行东莞分行金库保管员 31岁 泰国 950万元
28 马卫红 国企云南省祥云县医药公司批发部主任 38岁 缅甸39万元
29 刘佐卿 国企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 49岁 美国 1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 (本文来源：人民网 )  



中国近年来的巨贪贪污金额及其获刑排行榜    
排名= 姓名 = 年龄 = 案发前工作单位及职务 = 贪污数额 = 获刑
1余振东41岁广东中银开平支行行长40亿12年  
2陈满雄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负责人4.2亿14年  
3张宗海54岁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亿15年  
4金鉴培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香港宜丰实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1.88亿死刑  
5褚时健76岁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1.8亿无期  
6杨前线50岁厦门海关原关长1.6亿死刑  
7魏怀* 广东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1.3亿无期  
8叶季湛厦门市工商银行原行长1.06亿死刑  
9吴维仁55岁西安彩虹集团公司原总裁、董事长0.85亿17年  
10周北方44岁北京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原董事长0.83亿死刑  
11周华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原河南分公司总经理0.59亿死刑  
12卢万里60岁贵族省交通厅原厅长0.56亿死刑  
13李嘉廷60岁云南省原省长0.52亿死缓  
14谢炳峰35岁广东中行南海分行办事算原工作人员0.5亿死刑  
15周长青50岁西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总经理0.5亿死刑  
16李真42岁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0.48亿死刑  
17陈炜40岁上海中国建材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期货交易部经理046亿死缓  
18劳德容64岁广东省深圳市能源总公司总经理0.44亿12年  
19成克杰71岁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区委副书记0.41亿死刑  
20陈xi*tong74岁北京市原市委书记0.4亿16年  
21程元德中国有色金属材料公司西北分公司原总经理0.31亿死缓  
22谭照华63岁湖南省物资厅原厅长0.21亿11年  
23官有仁56岁广东发展银行分行原行长0.21亿死刑  
24李纪周福建厦门公安部原副部长0.18亿死缓  
25肖作新安身阜阳市原市长0.18亿无期  
26岑焕仍广东恩平市江洲原镇长、党委副书记0.17亿死刑  
27丛福奎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0.17亿死缓  
28陈志清37岁青海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国库存处原干部0.15亿死刑  
29戚火贵海南东方市原书记0.12亿死刑  
30郑道访58岁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0.12亿死刑  
31王怀中安徽省原副省长0.11亿死刑  
32王建业43岁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原处长0.1亿列刑  
33刘忠山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原董事长0.1亿死缓  
34许运鸿浙江宁波市原书记0.1亿10年  
35赵玉存广东深圳龙海海关原关长0.1亿无期  
36李乘龙广西贵港市副市长0.09亿死刑  
37胡长清52岁江西省原副省长0.06亿死刑  
38吴耿岳广西玉林陆川县原副县长0.06亿死刑  
39石雪海南华银公司负责人、大连证券公司董事长石雪，贪污2.6亿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另外伪造金融凭证企图诈骗央行14亿元、非法集资24亿元----死缓


大陆4000外逃贪官海外生态调查
作者:kv3429 发表于:2008-08-26 12:15:29
    中国的反贪风暴愈刮愈烈，即使是远在西方也能感受到强劲的态势。问题是，随着北京当局反腐力度的增压，贪官的脚步似乎也在加快。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反贪风暴中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官挟款外逃的事例越来越频密。但是外逃的贪官究竟有多少？中国每年有多少黑金外流？有关评估并不确切。至于贪官及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形态，国内民众更是一头雾水。日前，被中国政府列入"外逃贪官"名单的前武汉长动集团董事长于志安，在美国投书报刊喊冤，称自己是"反贪被迫出走"。2003年70岁的于志安1995年突然出走菲律宾，同年12月赴美国。大陆官方指控他卷款逃走。美国移民局经过5年核查，2002年批给他绿卡。知情人士称，他转移到美国的近千万美金，成为他在美"立身"的资本。
　　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已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时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
　　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疮，也在成为北京当局致力打击的一个重点。
　　外逃贪官是4000人，抑或更多
　　关于中国贪官外逃，2003年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字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
　　涉及诈骗款额达18亿元的广南集团贪污案，纠缠了3年零8个月之后宣布判决。虽然共有23人被起诉，15人被定罪，但是，仍有26名涉案人士潜逃海外各地，包括案中的两名主谋：广南集团副总经理黎瑞华及前澳门立法会议员陈继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5名职员侵吞近5亿美元银行资产的惊天大案，5名主嫌悉数潜逃国外，其中3人在加拿大过着"豪华"生活。"远华集团"走私集团主嫌赖昌星以贿赂手法收买各级官员，透过私人兴建的豪华庭园"红楼"作为"私人俱乐部"，提供酒色财气，将大批高官引入财色陷阱，巴结收买。该案涉及官员高达500人，案发后潜逃海外的官员大约在70人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在逃贪官，仅2002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
　　与广东一水之隔、人口不足600万的海南省则更是外逃贪官重灾区。海南建省时间在全国最短，且不论那些逃跑的一般小厂长、经理，光轰动全国的厅局级逃亡贪官就有：海南省首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海南省财税厅厅长刘桂苏、海南省工商管理局局长富荣武、海南省粮食局局长陆万朝等。1989年，海南省第一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因经济犯罪，潜逃国外。接任李永生的是当时公认办事能力强、有魄力的国家体改委城市改革试点司副司长姜巍。但4年之后（1993年10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姜巍因收受各种贿赂人民币12.3万元，美金1000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姜巍不是不想跑，也不是不能跑，只是没料到事情败露得如此之快。
　　在海南，在不同的时间和人群中常听到各种讥讽官僚腐败的顺口溜，其中有一段流传很广，内容是："中国有个海南岛，六个厅长往外跑；三个市长坐大牢，两个处长卖情报。"说的都是近年的事情，版本不同，说得也未必十分精确，但反映了大陆民间对海南官员腐败的不满情绪。地处内陆的人口大省河南，近年来也在贪官外逃方面"独领风骚"。10多年前，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卷款数百万外逃至美国，曾经轰动一时（董明玉现住在新泽西州，生活闲适）；10年后，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曾任中共漯河市委书记的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在一年之内相继卷款外逃，亦造成"轰动效应"。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都是"厅官"；二、都是"改革先锋"人物。
　　外逃资金是50亿，还是2000亿
　　由于贪官外逃现象严重，使中国"损失资金50亿"。这是2002年初中国官方杂志《半月谈》公布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仅包括官方记录的立案的赃款。如果算上那些没有立案的，或者没有暴露的，这个数字也许会翻上10番、20番。
　　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1997至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
　　虽然"权威分析"比《半月谈》提供的数字已经高出许多，但比起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仍显得太少。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经济专家樊纲更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
　　香港廉政公署2002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再经与警方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联手进行足足一年的深入调查后，正式起诉8名人士，包括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警廉的联手调查显示，该个涉及贪污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1996年至2002年被捣破的5年来，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500亿港元。这还只是被查获的一个洗钱通道。
　　另一个被查获的洗钱通道是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刘氏兄弟的地下钱庄，他们以"一条龙"服务闻名。这个地下钱庄在交易方式上很简单，往往是交易完成了还不知道对方是谁。由于交易量巨大，他们的成本无形中也大大降低，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进行交易。这个地下钱庄在3年内资金流转总规模达到了20多亿元。而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则将120亿元人民币的走私收入，通过地下钱庄付往加拿大。
　　也有人指，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即中国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加部分的差值。每年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误差与遗漏"亦有一两百亿美元，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误差与遗漏"仅仅是被政府所统计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另有统计显示，过去3年，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147亿美元大幅飚升到2000年的643亿美元。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
　　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中国人事部也透露，至2003年止，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总数达46万人，分布在全球至少103个国家和地区。据资料，在英国留学的费用，一般而言，研究生、本科生每学年平均学费大致在5000至16000英镑（6万到19万元人民币）之间；美国许多大学一年的费用在1万美元至3万美元（8万到25万元人民币）之间；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全日制学位以及研究生课程每年的学费在1万至2万澳元（4万到8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加拿大的学费一般每学年在6000加元（3万元人民币）左右。
　　以每人每年平均10万元人民币计算，就是460亿元人民币。如果计算他们的隐性支出就会更多，一位在伦敦读专科的朋友的儿子在电话中与笔者交谈说，伦敦的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被人称为"中国阔少"，出手阔绰，且"行有车，食有鱼"。北美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大抵如是，他们刚来美国不久，就住上一套很不错的公寓房；没几天，又开上一辆很不错的车，父母亲戚经济实力雄厚。加州华文媒体曾质疑，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奔驰，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当年的留学生见此无不感慨复感慨，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1981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4.95美元。"现在的留学生听来有如天方夜谭。
　　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私营企业老板、白领阶层以外，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官员。美国教育基金会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可为美国带进9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早在1998年，美国的传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之后列出口创收的第5位。而中国，则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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